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昌黎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昌黎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昌黎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昌黎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昌黎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昌黎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昌黎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昌黎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昌黎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昌黎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子、太史公、司马长卿、扬子雲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此外，《进学解》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