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与宰相令狐楚唱和的一首七言绝句，大和三年（829）三月，令狐楚由长安赴洛阳，临别作《赴东都别牡丹》，刘禹锡以此诗与之唱和。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此诗写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三月，作者刘禹锡在长安任集贤殿学士。令狐楚元和十五年被贬衡州，大和二年刚刚被召回京师任户部尚书，不及半年又被调任为东都留守。唐人以京官为重，东都留守实是闲职，远离京国使令狐楚怏怏作《赴东都别牡丹》，刘禹锡亦为其不平而唱和作此诗。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刘禹锡不是单单描写牡丹的国色，因这种花盛开于京城，故而牡丹也寄托了诗人心中复杂的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