邶风·击鼓

《邶风·击鼓》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典型的战争诗，这是一位远征异国、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唱的一首思乡之歌。全诗共五章，每章四句。前三章征人自叙出征情景，承接绵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后两章描写战士间的互相勉励、同生共死，令人感动。此诗描写士卒长期征战之悲，无以复加。其中，描写战士感情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后世也被用来形容夫妻情深。

关于《邶风·击鼓》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认为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

《国风·邶风·击鼓》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xū）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