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设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为兄轼下狱上书》是北宋文学家苏辙在其兄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逮捕入狱后写给宋神宗的一封信。文章首先抒写自己与兄长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并表明苏轼由于秉性愚直,以致言谈有失,轻议时政。但他对此已悔过自新,也深感皇帝宽恕之情;接着转述苏轼的话,表明其报效国家主上的志向及改过自新的愿望。最后,请求神宗免除其官职,为其兄赎罪。全文说理委婉透彻,扼要简明,满诚挚恳切的感情。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听说人所处的环境如果很恶劣就会呼叫苍天,遇到难忍的痛苦就会呼叫父母,这些都是人感情最强烈的表现。臣如小草一般卑微,但在受危难压迫时也还是有所求的,恐怕现在能悲悯我的只有天地和父母了吧。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
臣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一直无依无靠,只有哥哥苏轼和我相依为命。现在我听说他犯罪,被打入监狱,我们全家都非常惊恐害怕,担心的是他会有什么不测。臣在下面揣度,苏轼的个人生活和在朝廷为官,从总体上说没有大错,只是为人过于率直,缺少周全的考虑罢了,他喜欢谈古论今,还有好几次他所上的奏折中观点与陛下不一致。陛下有很深广的圣德,没有责难他什么。但苏轼性格过于狂妄,做事缺乏考虑,还以为现在有天地宽容的恩德,就不知道敬畏,也不知道收敛。近来他在担任杭州通判和密州知府期间,看到事物时就有感而发,于是写成诗,也不对用词多加考虑,在这之前曾经有一些同僚就把他的诗文呈给陛下过,但是陛下放在一旁没追问。苏轼觉得辜负了圣上的恩泽,常常自己悔过,不敢再行为有所轻慢了。但是他以前写的诗却传开了。臣真心哀叹苏轼过于自信的愚昧,不知道写出来文字容易,但是其中的不恭敬言辞带来的影响不容易消除。虽然他现在已改过,但却违反了刑律,这是没法挽回的。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苏轼在被捕之前,他就让人来捎话说:“我身体过早就不好了而且多病,肯定会死在牢狱里,死也是我应该的。可是我还有遗憾在世间,年少时我就想有一番作为,恰好逢到世上难遇的贤明君主,当年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糊涂,也有所悔悟,只想在晚年时有所报效国家。现在却出了这样的祸患,即使想改过自新,洗心革面重新报答贤明的君主,却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况且我在朝中没有什么朋党,即便是以前显得和我较好的人,肯定也不会出来为我求情。只能指望兄弟亲情,向陛下为我请求。”我很赞同他的志向,而且没法拒绝手足之情,所以只好冒死向陛下为他求情。
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设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从前汉朝的淳于公犯了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朝廷将自己收为官婢,求得赎回父亲。淳于公因此免遭肉刑。我现在就像蚂蚁一般渺小,是不能和缇萦相比的,但是陛下比汉文帝更为聪明仁圣。臣想用我的官职赎回兄长苏轼,不奢望到最后能够减轻他的罪过,只求能不让他死在牢狱里。臣的兄长苏轼所犯的罪,真的是因为他的诗文,他肯定会承认因此获得重罚的。如果陛下能够给予同情怜悯,赦免他的死罪,把他从牢狱中放出来,他就等于死而复生了。这样的恩德无论如何怎能够报答呢?臣愿意和兄长苏轼,改过自新,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只要陛下差遣去做,就是肝脑涂地也要去做。臣现在非常慌张和迫切,不知道如何去说话了,我所能对陛下说的就是:希望您对他的狂言妄行能包容,恩许我的请求。臣不能再承受这种祈天请命的惶恐了,这已经到达我所承受的极限了。
《为兄轼下狱上书》作于元丰二年(1079年)。这年,何正臣、舒宣、李定等新进官僚从苏轼诗文中摘取词句,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谤讪朝廷”而“包藏祸心”。因此,七月,御史台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作者惊闻其兄获罪下狱后,即写下这篇上书给神宗皇帝,请求以自己的官爵为苏轼赎罪。
《为兄轼下狱上书》是直呈给皇帝的信,于是作者情深意挚,陈词哀切;希望能动之以情,求得皇帝广开圣恩,免兄长于一死。甚至请求“乞纳在身之官”来为兄赎罪。全文正是以情为“经”,贯穿全篇,既顾兄弟之情,又遵君臣之义,分寸严谨,文字质朴。
上书,总要说出理由,否则只是有情无理,也难打动皇帝。首先,“早失怙恃,兄弟二人,相须为命”,现在只有他为兄长上书求情。其次他说兄轼“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这又是只有他来上书,别无他人可担。文章是为了求皇帝为兄长减罪而作,如果不先承认苏轼有过错,那无异于是抱怨皇帝糊涂,等于泼油救火,加重罪责。所以文章中首先承认苏轼“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说过很多话,难免有错话。再者苏轼“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曾经被人揭发过,奏缴陛下,陛下置而不问,这是苏轼所感恩不忘的。但诗歌文字,很易流传,要收回也来不及,虽想改过自新,可是它已触犯刑律,不可救止。这就把苏轼有罪先承当下来。然后才乞求赎罪,他说:“欲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罪。”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于是作者进一步引用汉文帝时缇萦上书救父的例子,接着言“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自然也会同情自己这一点请求的。
通篇文字,以情统理,以辞见情,情理交织,朴朴实实。例如苏轼在入狱前给弟弟说的一段话:“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苏轼下狱,自料必死,才出此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