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桃红·采莲人和采莲歌

《小桃红·采莲人和采莲歌》是金末元初曲作家杨果创作的一首小令。此曲以南朝之事抒发哀金之隐痛。开头写采莲人欢乐地唱着采莲歌曲，天真活泼，无所顾忌；中间的“夜如何”将全曲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一边是欢悦的采莲之景，另一边是闻歌垂泪的伤心之景；最后作者以白居易自比，当心采莲人会唱出南朝旧曲，委婉地说出了心灵的隐痛。全曲以乐景写哀情，运用对比，构思巧妙，语言婉曲，格调深沉。

杨果一生经历了金元两个时代，金初曾登科及第，担任官职。金亡五年之后，他经人举荐曾出来做官，虽身在新朝，却心怀旧恨，有着遗民独有的亡国之恨，失节之悲。《小桃红·采莲人和采莲歌》此曲即是他独宿江楼，因被采莲人的歌声触动伤心故国的情怀而作，当作于金朝灭亡后杨果出仕元朝之前（约1234—1239年）。

《小桃红·采莲人和采莲歌》这支小令是伤心金亡之作，写采莲女的歌声惊破了“鸳鸯梦”，勾起作者怀念亲人、故土的感伤之情，并运用对比的手法，以极其委婉的语言，抒发了深沉的兴亡之感。全曲依据内在的情绪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写采莲人的热闹，“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作过渡，后部分写独上江楼之人的寂寥与惆怅。曲中没有直抒亡国之恨，而在一幅美景中展开自己的情绪，婉转、含蓄地写出了自己的兴亡之感，惆怅之情溢于言表。此曲之所以获得极大的艺术效果，是因为它符合诗歌“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妙在含糊，方见作手”（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即以最经济的篇幅表现最丰富的内涵，以最婉曲的语言抒发最深沉的感情这一美学观点。

曲子开篇两句描绘了一幅热烈的江南夜景图，体现出民歌特色。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很平凡，不新鲜，也不奇突，但它渲染了气氛，烘托了环境，是曲中发出的所有信息量的枢纽。一叶装饰华美的小舟，从杨柳岸边荡了过去，舟上是一片欢声笑语，互唱互和，打破了夜深的寂静，这就充满了诗的韵味，就是一幅有声有色的画。这柳外荡舟、莲歌互笞的气氛和环境，正是作者引起联想的契机。可以说没有互唱互和的采莲歌，就没有下文的“惊破鸳梦”，更不可能引起读者对“南朝旧曲”的联想，当然也就没有“司马泪痕”了。

“不管鸳鸯梦惊破”三句，在艺术构思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反衬法，即是以冷反衬上文的闹，以孤独反衬上文的欢笑，冷热相间，悲喜交错，使悲者愈见其悲，孤独者愈形其孤独，这正是王夫之所说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诗绎》）二是倒装法，即是变化语言的常态性秩序，以化板为活，以平淡为奇突。“独卧江楼”是为了“寻梦”，“夜如何”是“惊梦”以后的呼问，而作者却把它的语序颠倒了过来，这也正是王骥德所说的“意常则造语贵新，语常则倒换须奇”（《曲律·论句法》）。后来洪亮吉也说过，“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北江诗话》）。可见它是诗歌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手法。这里尤妙在作者没有说明梦见什么，令人产生无穷的遐想。直到曲的结尾，才像画龙点晴似的点明了曲的真正意蕴。

曲末三句把原本若隐若现的悲哀情绪推向高潮，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南朝旧曲”，显然是以陈后主的荒淫喻金宣宗、哀宗之无道，由眼前的现实回溯到遥远的过去，于是金的腐败，元的黑暗，都一齐包括在这寥寥数语中，从而扩大了曲子的信息量和诗的启示性。“司马泪痕多”，自然是从白居易《琵琶行》中“座中泪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意浓缩而来，但白居易抒发的是“沦落天涯”之感，而杨果抒发的则是“故国黍离”之思。只言“司马泪痕”，而不言“故国黍离”，正是作者为了更深地隐蔽自己的见解，不愿和盘托出，以此来调动读者想象的积极性的。

此曲将采莲众人的欢畅与独上江楼之人的悲戚作对比，将采莲歌与南朝旧曲作对比，悲喜互见，哀乐相形。作者深谙“以乐景写哀情”之法，有多繁华就有多落寞，有多热闹就有多寂寥。杨果目睹了金的繁荣与衰亡，朝代更迭的兴亡之感挥之不去。小令中虽未言明，但亡国之音“南朝旧曲”，多多少少包含了作者对于金统治者昏庸无度的影射和对金灭亡原因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