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臧僖伯谏观鱼》是春秋时期文学家左丘明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记叙了臧僖伯用当时社会的礼制去劝阻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捕鱼一事，反映了当时的“礼”制思想，即国君不能把游玩逸乐看作小节。故臧僖伯认为国君的一举一动与国家的“政治”有关，所以极力劝阻鲁僖公去“观鱼”。这篇散文短小精悍，说理层层推进，直官不讳，不容辩驳。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春天，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民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军事等大事上，或者所用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那么，国君就不要亲自去接触它。国君是把民众引向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人。所以，讲习大事以法度为准则进行衡量，叫做‘轨’，选取材料制作器物以显示它的文彩，叫做‘物’。事情不合乎轨物，叫做乱政。屡屡乱政，这就是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猎活动，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并（借这个机会）讲习军事。每三年演练一次，回国都要对军队进行休整。并要到宗庙进行祭告，宴饮庆贺，清点军用器物和猎获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要（使车马服饰旌旗等）文彩鲜艳，贵贱分明，等级井然，少长有序：这都是讲习大事的威仪啊!鸟兽的肉不能拿来放到祭祀用的器具里，皮革牙齿骨角和毛羽不能用来制作军事器物，这样的鸟兽，君主就不会去射它，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一般器物的材料，这都是仆役们去忙活，有关官吏按职分去管理的事，而不是君主所应涉足的事。”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隐公说：“我准备到那里去巡视。”于是就去了（棠地），让渔民把各种渔具都摆出来捕鱼，他在那里观赏。僖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春秋》上说：“隐公在棠地陈设渔具。”（这是说他棠地观鱼这一行为）不合礼法啊，并且说他去的地方远离国都。
隐公五年（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要到棠地观看渔民怎样捕鱼。鲁国大夫臧僖伯从传统的为君之道出发，认为国君的根本责任是管好国家大事，而且任何举措都必须合乎“古制”和国君的行为规范，否则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国家就会败亡。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他从对国君和国家的责任感出发，进谏隐公，劝阻他到棠地观鱼。这篇散文就是记录这件事的。
这是一篇臣子规谏君王的谏辞短文。记叙了臧僖伯用当时社会的礼制去劝阻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捕鱼一事。 鲁隐公身为一国之君，当以国事为重，万不可贪图逸乐，荒废国政。但是，他竟然仅仅是为了观赏渔民捕鱼，而要远赴边境之地棠邑，显然不符一个国君所应该遵循的治国理政要道。而且，即使有臧僖伯的直谏阻，鲁隐公仍然执意前往，尤其显得十分荒唐。
臧僖伯认为国君对待事物，应从是否于国于民有用有利出发，必须考虑到是否符合治国理政的法度准则。国君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度准则，即称之为“轨物”，否则，即为”乱政”。而国君身体力行，遵循法度准则，也就能将人民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且不论藏伯所官“轨物”的具体所指，仅就其道理而官，无疑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须史不可轻忽的。
文章短小精悍，说理层层推进，直官不讳，不容辩驳。面对臧僖伯的谏阻，鲁隐公也自知理亏，但竟然还是不愿纳谏，一意孤行。读者通过臧僖伯的番谏言，看到了一个头脑清、坚持原则、公心为国的忠臣楷模。相相形之下，一句“吾将略地焉”，极为生动形象地揭示出鲁隐公知错不改的性格特征。因此，文章虽然不见对人物外貌、个性等的直接描绘和刻画，但通过其对话及行为，却也能使读者看到其独特面貌以及内心思想。这就是《左传》文章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