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孟子性善，自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就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强平时的修养及教育，不做有悖礼仪的事。孟子对这一思想，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的精华，影响深远的事。

本章承前九章继续论述人性，闡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万章下》）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正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喫，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喫，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捨。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捨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锺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