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

《兼并》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的首八句肯定“人主擅操柄”“公私无异财”，指出在那样的社会中，并无兼并现象；中八句追述兼并的产生和发展；后八句揭露现实社会中兼并造成的危害，斥责只知搜括民财而不知变革的“俗吏”、“俗儒” 。这首诗纯以议论行之，诗语唯其所向，虽颇深刻，却欠含蓄，显得峭直而乏韵味。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王安石仍任舒州通判。这首政治诗，当作于此时。北宋初期，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仁宗时，更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的地步。宋神宗时，地主不到总户数的10%，却霸占了70—80%的土地。王安石久在地方，深知这种现象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政治的稳定。针对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王安石写下《兼并》这篇反对兼并的诗篇。

《兼并》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三部分理解：

前八句，称颂三代帝王抑制打击兼并的政策，即君主直接控制土地与财权，不使落于奸佞豪强之手，百姓利益由此得到保护。

当时，北宋王朝面临灭亡的危险，在这种社会危机的背景下，诗人对三代的称赞，无形中把人们带进一个无兼并，政令通行，人民安居乐业的升平社会，引导人们对它的向往，同时也是唤起人们正视当今兼并四起，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国贫兵弱的客观现实，从而认清“兼并乃奸回”，激发起对兼并现象和兼并势力的愤懑。引起“不除奸回，祸患不已”的共鸣。不难看出，诗人名日是对“三代”的称赞，实质是对“兼并”的斥责。从痛斥“兼并乃奸回”，严申“奸回法有诛”，读者看到诗人对兼并这一奸诈邪恶的东西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他的“摧制兼并”，“理财富国”的愿望又是多么的迫切。

中八句，批判后世君主放弃对土地与财权的控制，遂使土地财产为豪强所掌握，社会矛盾增加，难以管理。从“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带有惋惜口气的诗句，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他对当朝政府放弃法家路线，实行“不抑兼并”政策的否定。

在王安石看来，要变法，推行“摧制兼并”的政策，关键在于政府。从他没有直接指责当朝政府而是称赞“三代”皇帝，指责“三代”以后的那些皇帝，说明他对当朝政府还寄托着一定的希望，流露出要通过皇权来实行变法的企图，这与他后来的行动是一致的。开始，宋神宗对变法的意义认识不足，王安石通过启发、说服,终于使宋神宗觉悟，取得宋神宗的同情和支持，实现了他的目的。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兼并这个问题上，作者一赞一贬，确实发人深思。“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和“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使人从这个鲜明的对照中，领悟出一个道理：实行不实行“摧制兼并”的政策,是关系到能否治理好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对放弃法家路线，采取“不抑兼并”政策，导致社会混乱的北宋政府具有很大的启发。而对那些主张倒退、守旧、兼并成习的大地主大官僚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后八句，指斥当今弊政发展至极致，官吏以聚敛为能，而儒者竟然认为“兼并”不可摧抑。其结果是，豪强继续兼并，而官府又加掠夺，而百姓愈加可怜。“俗更不知方，培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致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在这一连串带着强烈谴责意味的诗句中，王安石把那帮顽固派和兼并之徒，认为只有守旧、兼并才能治理好国家的反动思想驳得体无完肤，把他们为了“富自己，不顾国家命运、人民疾苦，大肆兼并，顽固守旧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这里连用二个“俗”字，表现了王安石对这股腐朽的社会势力的憎恶和蔑视，体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斗争精神，闪耀着他变革图强，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进步史观。

《兼并》这首诗直接发表议论，由史及今，眼光深邃；而语言质朴无华，峭直凌厉。此种风格，与王安石以“适用为本”，“以文为饰”的文学主张正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