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抑

《大雅·抑》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篇，相传为卫武公所作。全诗十二章，前三章，每章八句，后九章，每章十句。首章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接着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第二章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第五章至第八章，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强调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和出言的谨慎不苟。第九章至末章是恳切地告诫周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此诗语言精练，堪称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诗。

《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70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大雅·抑》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诗。

此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显然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多么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啊，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显然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于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