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三首·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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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行路难三首》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组诗作品。这三首诗抒写了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后的感慨，反映了诗人在思想上既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的矛盾。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起的感情波涛使这组诗气象非凡。诗中跌宕起伏的感情，跳跃式的思维，以及高昂的气势，又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成为后人广为传诵的千古名篇。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1)。
不要学许由用颍水洗耳，不要学伯夷和叔齐隐居首阳采薇而食。
含光混世贵无名(2)，何用孤高比云月(3)？
在世上活着贵在韬光养晦，为什么要隐居清高自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我看自古以来的贤达之人，功绩告成之后不自行隐退都死于非命。
子胥(4)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伍子胥被吴王弃于吴江之上，屈原最终抱石自沉汨罗江中。
陆机(5)雄才岂自保？李斯(6)税驾苦不早。
陆机如此雄才大略也无法自保，李斯以自己悲惨的结局为苦。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7)？
（陆机）是否还能听见华亭的别墅间的鹤唳？（李斯）是否还能在上蔡东门牵鹰打猎？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8)。
你不知道吴中的张翰是个旷达之人，因见秋风起而想起江东故都。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生时有一杯酒就应尽情欢乐，何须在意身后千年的虚名？
(1)有口莫食首阳蕨：反用伯夷、叔齐典故。《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索引》：“薇，蕨也。”按薇、蕨本二草，前人误以为一。
(2)含光混世贵无名：言不露锋芒，随世俯仰之意。贵无名，以无名为贵。
(3)云月：一作“明月”。
(4)子胥：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吴王闻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赐属镂之剑，子胥……遂伏剑而死。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又见《国语·吴语》。
(5)陆机：西晋文学家。《晋书·陆机传》载：陆机因宦人诬陷而被杀害于军中，临终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6)李斯：秦国统一六国的大功臣，任秦朝丞相，后被杀。
(7)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用李斯典故。《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太平御览》卷九二六：《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门，不可得矣。”
(8)秋风忽忆江东行：用张翰典故。《晋书·张翰传》：“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也。……为大司马东曹掾。……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或谓之曰：‘卿乃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可是入京后，却没被唐玄宗重用，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李白被逼出京，朋友们都来为他饯行，求仕无望的他深感仕路的艰难，满怀愤慨写下了《行路难》组诗。
第三首诗纯言退意，与第一首心情有异。通篇以对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一篇之意三层而两折。言虚名无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这是李白人生哲学的基调。
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不用说，诗中引用历史教训也出于现实感受。
如果说第二首诗用典主要是揭露宫廷的腐败，第三首诗则在揭露宫廷政治的黑暗和险恶，两方面都是诗人在长安宫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辞官的理由。最后他对及时身退的张翰表示赞赏，正如前两首的结尾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强自宽解，也是对现实表示抗议的激愤之词。“且乐生前一杯酒”，犹如“直挂云帆济沧海”，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忧愤的两大法宝。但他还说过“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举杯消愁愁更愁”，无论仙与酒都无济于事，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这种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既是李白悲剧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诗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
李白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仍怀有希望。这组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