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

《途中》是唐代诗人杨炯创作的一首五言排律，这首诗抒发远行怀乡的哀愁和畏谗惧谤的忧思，表达了对未来的迷茫，无所依托的极苦之情。诗的前两句写离开长安的情景；三、四句感叹路途遥远、行役艰难；五、六句由征途的艰险渲染胸中的波澜；七、八句借前人诗句写离别景物，突显诗人在逆境中坚贞的品质；最后两句写诗人乡泪独洒，孤苦无告，表现其精神上的寂寞和苦闷。这首诗写得清新刚健，气骨苍然，袭用古诗词句而自创新境，令人读之自然浑成。

杨炯因从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而受株连，于垂拱元年（685），贬为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司法参军。《途中》这首诗大概就是作于前往梓州的路途中。

《途中》这首诗抒发远行怀乡的哀愁和畏谗惧谤的忧思。诗的首二句，叙述诗人辞别京城长安前往边地小城的情景。发端叠用“悠悠”二字，活画出诗人心思重重的失意情态。下句又对以“去去”，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更丰满：他忧心忡忡，行色匆匆。“鼎邑”对以“金墉”，词语庄重宏丽，含蕴着郁勃不平之气，多少废黜的慨叹具在其中。“辞鼎邑”“指金墉”，已切题“途中”。紧接的两个对句阐发前联诗意：“路途盈千里，山川亘百重”，写诗人在途中，瞻前顾后，迢迢千里余，山重水又复，自然望而生畏。他嗟叹行役之苦，如怨如诉，语悴情悲。显然，诗人不是升迁赴任，也不是抵御外侮去赴国难，所以那“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的英豪之气不见了，更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这里纪录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的真实感受。

第五、六两句，描写的既是途中的风云变幻，也是胸中的波涛起伏：“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这里可理解为诗人的所见所闻：风刮起时大地上万籁和鸣，云涌时天空中峰朵攒聚，风声响个不停，云朵飘忽不定，卷起游子的离思无限。但也可理解为诗人的所感所想：他“恃才简倨”，平素遭嫉受谤已不少，又何况是置此节骨眼上，正头有凤一吹，下面便万窍发声，谗言碎语，众口嚣嚣，正像浮云从各个山头一涌而出，种种打击也都应是意料之中的。这里有愤懑，也有自我宽解。

第七、八两句是写景。《古诗十九首》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原来所描写的是一派热艳的阳春景色。而诗人这里只抉取了自是离别物色的“郁郁园中柳”。试想一个行役中的人，面对此景也只能倍添感伤罢了。第八句“亭亭山上松”是从《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化出的。中国诗人写松柏，大都是取其不凋之意，用山陵二字，也多是取其崇高之意。杨炯在这里不仅用了传统手法，而且还借用了《古诗十九首》的意境：“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原是以柏石兴起“远行客”，喻时光之速，人生行役之苦的。当然这两句诗也包含有宁作挺拔松不作随风柳的意思。刘桢有《赠从弟三首》诗：“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诗人正是在逆境中以“亭亭山上松”自励的。诗人在这里还暗用了《古诗十九首》中句意之间的联系，为全诗的收结作了准备。“客心殊不乐”，即反用了“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之意。原诗句是说人生短促，斗酒尽可以欢乐。而诗在这里偏说“客心殊不乐”，既表明酒是无法解除他的烦忧的，他的愁思是深沉的、无法慰解的。下面顺水推舟以“乡泪独无从”作结。这思乡之泪独自洒落，孤苦无告。不仅是因为他远行无伴侣，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寂寞和苦闷，无知音，没人理解自己。这便是诗人真正感到悲哀的地方。

这首《途中》是首短排律，写得很有特色。杨炯在诗歌创作上是反对形式主义的，他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蓝，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可见他是非常反对当时的“上官体”而注重“骨气”的。《途中》诗，写得清新刚健，气骨苍然。化用古诗句意，或采句入诗，袭用中自创新意境，令人读之自然浑成。诗虽短，但开合自若，波浪起伏。比兴得体，情景交映，格调虽深沉而不沉闷。加之“悠悠”“去去”“青青”“亭亭”诸字的叠用，更增强了诗的音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