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行示德逢

《元丰行示德逢》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这首诗先描绘了一幅赤日炎炎、土地龟裂的严重旱象和杨骥（字德逢）对浇灌田地的雨水的盼望。然后写到天公竟肯从人心愿，忽而雷电交加乌云翻滚，好雨及时降临，干枯的庄稼得到苏生的情景，同时生动地描写了杨骥的欢悦心情。诗的后段总束到连年丰收，当归功于天子。这里一方面夸示新法实施多年的富国效果，一方面含有对神宗的期望，望他不要轻易改变、废止新法。篇末反用孔子语，说明杨骥身逢盛明之世的幸运，并将元丰之世比作上古的唐尧圣代。王安石作此诗时虽已被迫退隐多年，却仍系念着朝廷政治。这首诗不是一般的颂圣，而在于证明新法的上合天意、下顺民情，寓意颇为深切。诗中用典虽多而能浑化自然，无生硬之弊。

《元丰行示德逢》此诗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是写给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的邻居杨骥（字德逢）的。王安石曾称赞他“怜愍鸡豚非孟子，勤劳禾黍信周公。”（《示德逢》）可见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当时王安石所制订的新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已经推行了十多年之久，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变法遭到了一些官僚士人的坚决抵制和激烈反对。王安石不断受到攻击，被迫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相位，退居到金陵半山堂闲居。但他仍系心朝廷，关心变法。

《元丰行示德逢》这首诗描绘了岁和年丰的盛世景象，歌颂了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表现了他希望把新法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的鲜明立场，因而与一般的歌功颂德之作有所不同。

《元丰行示德逢》全诗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开头四句。写大旱田干，人情思雨。诗人以富于特征性的事物渲染了颇为严重的旱情：“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翛翛”，这里写出了四山的草木在烈日炎炎之下稀疏萧条、毫无生气的景象。田底原先浸没于水中，水干以后，底面朝天，犹鱼鳖失水，露出背面一般。“龟兆”一词，含义双关。“田背”曝晒既久，便裂如龟背上的纹理，此其一；其二是暗用《左传》“龟兆告吉”的典故，与下文写天从人愿、普降甘霖气脉相通。上述两句是写景，以下便从一个农家的角度写人们切盼时雨的情状；“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湖阴先生坐在草房里，看着脚踏水车的农夫，心里巴望着秋后的收成能够确保，但他并不知道区区水车，小小水沟，能给人以多少希望。两句没有直说人们如何焦急不安，如何切盼时雨，而焦急、切盼的心情已经跃然纸上了。第二部分是中间六句。主要写时雨骤至，丰收在望的喜悦。“雷蟠电掣云滔滔”，写大雨欲来之状，有无限声势。“雷蟠”写雷声遍及寰宇，惊天动地，到处轰鸣不已；“电掣”写电光倏起倏灭，犹如火龙穿天划空，往来翕忽；“云滔滔”写乌云如大海的波涛，汹涌而至，霎时布满天空。描写至此，大雨眼看就要倾盆而下，故下句换用叙述语气写旱情解除：“夜半载雨输亭皋。”“载”字上承“云”字而来。既然雨是由滔滔之云运载的，则其滂沱之势可知。句中的“输”字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久旱得雨，人们总希望滴滴雨水都能下到田中，这种心情非“输”字不能写出；再说人们切盼时雨而时雨将至，仿佛天能体察民心。天上及时降雨，这在封建时代一般认为是政通人和的表现，着一“输”字，便见出新法之上得天时，下合民心，且与下义歌颂“元丰圣人与天通”，也有着内在的联系。以下两句，诗人运用夸张的手法写雨后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渴禾得雨，拔节猛长，千里沃野，一片丰茂，致使牛行田中，不见其臀；豆苗原已濒临枯死，至此则统统复苏，肥硕的荚果，多如牛毛，湖阴先生先前的焦急与忧虑早已烟消云散，“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两句，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欣喜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六句。主要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五谷丰登、庶民欢庆的盛况。“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民以食为天。连续三年的丰收，使谷贱如水，民无饥谨。此时又丰收在望，这就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说，政治措施得当，能助成万物，赢得丰年。当时能连续丰收，是与施行新法有关的。均输法限制富商的聚敛，青苗法抑制豪强的兼并，农田水利法鼓励农民开荒筑堤，兴修水利。这一切或多或少提高了农民抗灾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者用《尧典》中的典故入诗，很自然地把年丰与政成联系起来，而且作者一直以尧舜期望神宗，神宗是知道的。“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两句，正面歌颂支持新法的神宗，并致以良好的祝愿。最后两句：“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赞美新法给人民带来了幸福，因而人民将永远歌唱元丰朝的太平盛世。这两句中的用典极为灵活自然。孔子在陈绝粮，曾发过“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的感慨。该诗却说：“先生在野固不穷。”由“固穷”到“固不穷”，一字之添，说明境遇完全改变。新法使人摆脱了困穷，即使孔子再世，也不会有“绝粮”之忧了。这是典故的反用。相传帝尧之世，天下太平，百姓无事，有八十岁的老人击壤而歌（见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诗末用“击壤至老歌元丰”结束全篇，隐隐然将该诗比作《击壤之歌》，也就是把元丰之世比作唐尧盛世。这是典故的借用。上文“龟兆”、“亭皋”是典故的暗用。关于用典，王安石曾说：“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引《蔡宽夫诗话》）该诗的用典，正好体现了他自己的艺术主张。

颂诗的艺术生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真实。这首诗写元丰的丰乐景象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据《宋史·安焘传》记载：“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又据陆佃《陶山集·神宗皇帝实录叙录》称：“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余财羡泽，至今蒙利。”该诗就是对这种历史现实的艺术概括。二是要有进步的思想。该诗虽是歌颂元丰天子，但其实际用意在于宣传新法的成效，以促使神宗继续施行新法。“元丰圣人与天通”一语，也不流于一般的颂圣俗套，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王安石不畏天命，但宋神宗却畏俱天变灾异，有时甚至因此而动摇了推行新法的决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1074年（熙宁七年）“上以久早，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反变法派利用神宗这一弱点，往往借灾异之事上书要求废止新法。王安石虽曾劝勉神宗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但神宗不能完全消除疑虑。恰好元丰时连年风雨顺节，庄稼丰收，王安石便借机赞颂天子施行新法与天心潜通，与天意相合。这对坚定神宗继续推行新法的决心，是有重要作用的，体现了作者良苦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