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

《蝉》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前四句抓住蝉鸣的特点来写，突出其“高难饱”“恨费声”的遭遇和处境，同时以蝉的彻夜悲鸣反衬树的碧绿无情。后四句由蝉及己，想到自己官职低微，漂泊不定，田园荒芜，举家清贫，真是感慨良多。此诗借咏蝉托物言志，寄托身世之慨，既写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境况，也寄托自己高洁的品格。全诗采用人、蝉对照的写法，着笔于两者的相同点，一改秋蝉在诗歌中只寄寓凄凉而缺乏内涵的意象特征，赋予秋蝉全新的形象，是咏怀诗中的经典之作。

李商隐生当晚唐时期，一生经历由唐宪宗至唐宣宗六朝，正值牛李党争相当激化之时。李商隐初依牛党，后改投李党，一直在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挣扎，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蝉》此诗大约作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秋，当时诗人仕途不顺，希望得到令狐绹的帮助提携，但遭到拒绝。诗人从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归来，行至夔峡，有感于自己如“梗泛”的漂泊生活，写下了这首诗。

古人有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这首咏蝉诗，就是抓住蝉的特点，结合作者的情思，“为情而造文”的。诗中的蝉，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颔联“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进一步地描摹了蝉的鸣声。从“恨费声”里引出“五更疏欲断”，用“一树碧无情”来作衬托，把不得志的感情推进一步，达到了抒情的顶点。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体现了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绿和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首联和额联写蝉的哀告无助，被誉为“追魂之笔”，语出愤激却运思高妙、耐人寻味，寓意十分明显，写蝉即是写诗人自己的身世。“高难饱”，鸣“徒劳”，声“欲断”，树“无情”，怨之深，恨之重，一目了然。蝉栖高难饱，费声鸣叫无人理会，纯属徒劳，这正是诗人清高自处，也是世情冷淡，无人相知的写照。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己平。”颈联随之一转，换了主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要是局限在咏蝉上面，有的话就不好说了。诗人由蝉的命运联想到了自身的不幸，回忆自己的仕宦生涯，流露出不尽的感慨。“梗犹泛”这里用典，形容自己飘泊不定的宦游生活。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田园将芜胡不归”，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此联下句饱含了故园之思。这两句好象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尾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