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

《水调歌头·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是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词作之一。此词以“恨”字为主题，来发泄词人对当权者的愤恨。上片开头直写“长恨”，这就是说怨恨的心情无法消除。再加上“复长恨”表示对各种反动势力的愤恨更深远。紧接连用三个典故说明：自己贞洁的情操好比兰蕙，刚毅正直好比秋菊，用清水浊水表明对是非善恶的态度。下片揭露了社会上存在的“毫发常重泰山轻”本末倒置的怪现象，因此决心“归与白鸥盟”。全词语言爽利，沉雄激昂，词人刚毅不屈的品德与愤世疾俗的壮语贯通全篇。

这首《水调歌头》作于宋光宗绍熙三年底（1193年2月），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辛弃疾于绍熙三年初（1192年）出任福建提点刑狱。是年冬天，被宋光宗赵惇召见，由三山（今福建福州）赴临安。虽然新年将到，也只得立即起程，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在陈端仁为他饯行的宴会上，写了这首词。辛弃疾对这次的召见不抱任何幻想。相反，他对主和派反动势力的认识更加清楚了，愤恨的心情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是作者写此词时的心境。

此词上阕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分别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和《论语·微子篇》。辛稼轩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發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後，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词的下阕在批判轻重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现实的同时，进一步表明自己决不随世浮沉的处世态度。也分两层，头两韵为第一层，再以沉郁之笔抒写志业难偶的悲愤。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後名？」遥应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後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根本不需要那「身後」的虚名。词人接着写为什么会發此牢骚：「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後两韵是下阕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来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後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从而照应了题面。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稼轩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發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