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田赋

《闲田赋》是元末明初学者王翰的赋作，此赋以虞、芮二国争田而讼，本想请西伯裁断，入其境，见耕者让畔，于是相互退让，乃以相争之田为闲田一事为内容，重点叙述了周民族的发展史，阐发了上天“视其命之去就，在人心之恶好”的文章主题。作者从天命本于人心着眼，对明初统治者委婉暗示应顺从民心，以至德感民，教化民，并对世风不振，深表忧虑。全赋议论颇多，散文多于骈文，应属古体赋，说理较多，缺少情致，语言稍显质直。

马积高依据王翰《吊虞城赋》“予典教平陆，亲履故墟，彷徨不能去”，以及王翰在《游三门记》谓其在洪武十七年（1384）二月游三门，认为“此赋当作于洪武十七年前后”。但徐传武认为，王翰于元末曾隐居在中条山，而这赋一开始就写“条山之阳”，访问当地的耆老等，极可能作者就写在元末作者隐居中条山时。

这篇《闲田赋》，以虞、芮二国争田而讼，本想请西伯裁断，入其境，见耕者让畔，于是相互退让，乃以相争之田为闲田一事为内容，重点叙述了周民族的发展史。后来所以周能代商而王，就是由于周族实行的是“德政”，周族取得了人心。所以虞、芮二国受到感化，而由争讼变为相互退让后，“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史记·周本纪》也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诗经·大雅·绵》把这件事也郑重地写进周民族的发展史中，可见这件事对周民族的影响十分重大，它是周民族实行“盛德”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能推翻殷商暴政的重要环节。所以这篇赋也以此为题，而加以发挥，并抒发自己的感慨。

作者认为，周能代商而王，“以虞、芮质成而被化，为周始称王而受符”；而以汉儒等人认为周代商是天命，“议图谶以厚诬”，说汉儒搞的那套“图谶”把戏是“鄙陋”的；他还说：“视其命之去就，在人心之恶好。苟处时而得中，何必丹书朱雀而符告也”。强调“人心”的向背，是能够“尊号改元”的重要标志。这是很有识见的。

作者在赋中曾说：“追淳风之不反，伤衰世之末造。”这与元末“衰世”很切合，如果是指明初，即使对明朝颇不满，也不会用“衰世之末造”之语。何况作者于元末隐居，于明初出仕，可见对新建的朱明王朝还是抱有希望的。诚如是，则作者所伤悼的则应是元末的世风，渴望能有人像周文王一样大行德政，取得人心，自然就能取元朝而代之的。不要管他什么“图谶”“丹书”一类的符告好了。这种看法也是很有眼光的。可见，这篇《闲田赋》用笔并不“闲”，他所谈论的是关系到军国大政的大事。他的这种看法，即使对于新建立的朱明王朝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闲田赋》这篇赋从“极目”眺览“闲田”旧址发端，而写到虞、芮二国的争讼，进而写到文王的德政、略述了周民族的发展史，显得很自然，顺畅。而自己抒发的见解，与周文王的德政又十分切合，显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最末“眺荒原之茫茫，抚往事而增悼”，又和开头的“灌莽极目”相呼应。作者在这篇不长的赋中，感情的抒发还是颇为浓烈的。第一个“呜呼”以后，叙述了周民族的发展史，可见这种叙述也是饱蘸着感情的，是为了张扬周族的“盛德”而发的；第二个“呜呼”以后，抒发了自己对“天命”和“人心”的看法；最末的“抚往事而增悼”，“伤衰世之末造”，“诵《绵》诗而永叹，为执笔以三叫”，更是愤慨之情的集中发泄。所以让人读起来很受感染，读者的感情也往往随之而激动和高涨。当然，作为文艺作品，它的语言则稍嫌质直了些，这的确也是这篇赋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