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目录序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叙曰：刘向给此书作序，说周的祖先，明确了教化，修整了法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后来，谋划欺诈的作用，仁义的道路阻塞了，所以出现了大乱，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到后来说此书是由于战国的谋士，审度当时的君王能办到的，不得不这样；就可以称为被流俗所迷惑，而不执着自己的学说了。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孔孟所处的时代，离西周初年已经几百年，文王武王用过的法令制度已经散失，原先传承的风俗薪火已经熄灭很久了；这二人竟特别阐发先王的治国体系，告诉我们（仁义）是不可变更的，哪里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后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过是要根据他们遇到的时代特点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情形，来制定当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违背先王的旨意罢了。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二帝三王的统治，他们的变化固然很大，他们的方法自然不一样，但是他们治理天下的愿望，处理事务的主次、始终、先后关系的方法，不曾有什么不同啊。孔孟的学术门径就是这样。法令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来建立国家的根本的，不能不保持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孔孟捍卫这个，那里是喜欢发表不同的见解呢？只是不肯无原则的附和，取悦他人罢了。可以说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并且确信相信自己判断的人。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不懂得王道可信，却乐于说其易合。其用心措意苟且为权时之计，不作长久打算。因而讨论欺诈的好处，而对弊端避讳不谈；强调战争的好处而不谈论其中的忧患。一个接一个得听言行事者，并非没有益处但比不上带来的害处；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像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样的谋士，因此而丧生，而诸侯和秦国因为施行了他们的政策而遭遇灭国之灾。多么明显，这是世界的一大祸害呀。但是俗世仍然没有醒悟过来。只有遵循先王正确的法度，积极适应时代，做出改变，虽然法度不同，但是检查不出瑕疵，实行起来也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

有人问：“战国游士之说会损害正道，应该弃绝，那么这本书不销毁，也是可以的吗？”

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回答说：“德才兼备之人禁绝战国游士之说是通过向天下人解释明白这些理论，使当代世人明白，那些说法是不可行的，然后就能禁绝邪说、达到思想划一的目的了；使后世的人明白战国游士之说是行不通的，然后就能消戒邪说，达到明世的效果，哪里需要把书籍毁灭呢？放出去但是使它难以实行，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孟子的书中，有讲到神农的理论和墨子的理论，但都是批判的话语。就这本书而言，上承《春秋》，下达秦汉之间，二百四五十年之间的行事都记载在上面，万万不可以废除。”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这本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八篇，现在还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