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教以禅学,引文文山诗语云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黄道人,便不能了死生者。僕不以为然。
古豪杰视死如归,不胜屈指,倘必待禅悟而后能死节,则佛未入中国时,当无龙逢、比干。居士之意,以为必通禅而后能了生死耳。殊不知从古来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禅。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养生送死,人之道也。今舍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诸天道之不可知,以为生本无生,死本无死,又以为生有所来,死有所往。此皆由于贪生畏死之一念萦结于胸而不释,夫然后画饼指梅,故反其词以自解,此洪炉跃冶,庄子所谓不祥之金也。其于生死之道了乎否乎?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当时圣人若逆知后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于子路之问,萌芽初发而逆折之。
来书云:生死去来,不可置之度外。尤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内者,“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内求之,是即出位之思,妄之至也。
虽然,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无如二千年来,凡所谓佛者,率皆支离诞幻,如捕风然,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祷之而不应。如来、释迹与夏畦之庸鬼同一虚无,有异端之虚名,无异端之实效,以故智者不为也。试思居士参稽二十年,自谓深于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来,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弃,甘心为门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来,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来,知之者与不知者无以异也。盍亦听其自生自死,自去自来而已矣。
《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言乾坤有时而生死也。《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言陵谷有时而来去也。生死去来,天地不能自主,而况于人?居士宁静寡欲,有作圣基,惜于生死之际,未免有己之见存,致为禅氏所诱。有所慕于彼者,无所得于此故也。独不见孟子之论生死乎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陶潜之论生死乎曰:“浮沉大化中,不恋亦不惧。”士君子纵不能学孟子,亦当法渊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必叛而他适!
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盗贼馀赃污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类孟德,故敢诵仲翔之语以奉谢。
清乾隆(清高宗年号,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间,程朱理学盛行,而佞佛参禅也是当时士大夫的一种时尚,这封信就是袁枚对这种时尚的有力批驳。
彭尺木(公元1740年-公元1796年),名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居士、知归子,江苏长洲人。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进士及第,未出仕。他精研佛学,以参禅为事,在所著《一行居集》等集中,颇多佛学论述。在他给袁枚的信中,劝袁枚信佛参禅;而袁枚生平提倡人性,强调生的乐趣,对扼杀人性的佛教素持反对态度,所以在此信中予以辩驳。彭尺木结袁枚的信很短,袁枚针锋相对,逐条讨论,就“生死”这个主题展开,提出注重人道,不盲从天道。
文章献疑送难,合情合理;紧紧抓住实质,不断运用正反两方面论据进行辩论,有破有立,使全文浑然一气,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