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别郑炼赴襄阳

《赠别郑炼赴襄阳》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该诗首先交代离别的家国背景及个人的孤微身世，再诉说与友人郑炼离别之感伤，最后诗人把时间推向未来，从而寄语友人。该诗时空并驭，表达了诗人与朋友郑炼的依依惜别之情，亦蕴含了杜甫对自身遭际的感喟和对时局国运的殷忧。

《赠别郑炼赴襄阳》此诗当写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春，诗人已居成都草堂，生活刚刚有所稳定，但整个社会局势仍危机四伏、暗流涌动。该年，郑炼自剑南西川I节度使从事罢归故里襄阳，他与杜甫同籍，杜甫作此诗送别。

杜甫创作该诗当时社会危机四伏，首先是西北一带常有羌、浑、吐蕃等异族侵扰。其次是各地武将叛乱时有发生，蜀中亦受影响。此时杜甫的个人状况也是贫病交加、精神苦闷；其度陇入蜀、弃官漂泊的原因，除却关辅饥荒，政治上倍受排挤以至被彻底边缘化，陷入“边缘情境”才是最主要的。对此，该诗首联“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就是最形象的反映。诗人开篇即是倾诉的情感姿态：在这战乱不息的时代里国步多艰，我老杜也是困守柴门既老且衰，别人无官一身轻，我却无官一身病！赠别诗一般会从具体的别时情形写起，杜甫在这里却嗟老叹病恨国运，写法独特。不过，首先交代离别的家国背景及个人的孤微身世，这种“大小相形”的感怀应该含有诗人的遗恨与无奈：此身空老矣，“无补圣明朝”。或者说，还有一些激愤：今我转蓬客西蜀，果真“官应老病休”。杜甫与友人应是同病相怜了，因为郑炼这次远赴襄阳属于罢官归养。正是两人境遇相似，又意趣相投，他们才会以诗传情而缔结深厚友谊，于是便引出该诗颔联：“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在潦倒困厄之中，是你的诗歌温暖了我的每一天；想到如今一别，怎不令我心惊神伤欲断肠。这两句在诵读时，句型已有变化，变成了“上三下二”的格式，即“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这样读起来就有别时哽咽的意味。

诗的颈联“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是对“别”字的形象化的补充，将“惊神”的感受化作了两个“时空并驭”的镜头。上句的“峨眉”是空间概念，代指送者即诗人所在的蜀地，“晚”是时间概念，一个令人伤感的时分，“地阔”是对空间特点的说明；下句的“岘首”是空间概念，代指行人即郑炼的将往之地襄阳，“春”是时间概念，一个怀人的季节，“天高”也是对空间特点的说明。“地阔”句言别离之际的时空，诗人的感受是：你这一去，让我顿觉蜀地之空阔寂寥、暮色暝暝，恐见汝之遥遥无期矣。“天高”句悬想揣度，言别后郑炼对自己的思念：料想你到襄阳之后，也会在春天的傍晚翘首云天，只觉天高地迥，再也见不到我的多病之身。如此前实后虚地并置两个“时空句”，离别的万千思绪尽在其中，含蓄至极。因是离乱时期的别离，“地阔”“天高”各置于句首而言之，则又有一别如雨、前途难料、生死未卜的伤感。依依不舍、忧心忡忡见于言外。这两句的组句特点及对表达情感的作用与上述之“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基本相同。

再看尾联“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诗人把时间推向未来，从而寄语友人。这联的情感比较复杂、纠结。寻访隐逸高士不过是盛唐诗人的时尚，诗人也的确仰慕庞德公能“处士节独苦”；但山林之思并不一定就是杜甫的真实意愿。这里，仍似有志莫能申的牢骚——“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其实，诗人报效朝廷的理想仍未泯灭。“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这是他在《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说的。他对严武说：“我这一辈子哪能终老蜀地？如果寿长的话，我定要重回长安为国效劳！”这才是真正的杜甫，其牢骚处亦正是忠君爱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