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令学陶令,北窗常昼眠(1)。
崔县令学陶靖节,白天在北窗下睡眠。
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2)。
有时抱琴弹于月下,取其意趣任它无弦。
见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
见了客人来就倒酒,做官不贪爱钱。
东皋(3)春事起,种黍早归田。
东边田地多种黍,劝你尽早去耕田。
(1)北窗常昼眠:当夏月,陶渊明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见《晋书·陶潜传》。
(2)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据《晋书·陶潜传》,陶渊明不善弹琴,但藏有无弦素琴一张;诗人在酒酣之余,经常抚弄,藉此表达其心中的情感。
(3)东皋:晋阮籍曾在“东皋”种黍稷以酿酒。“东皋”是田野或高地的泛称。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李白居住在宣城郡(治今安徽省宣城市),曾拜访当时的秋浦(在今安徽省池州市)县令崔钦,《赠崔秋浦三首》此诗即作于此时。李白曾多次游秋浦,留下了多首诗。李白自天宝三载(744年)放逐还山之后,曾漫游梁宋、齐鲁,北去幽燕,南归宣城。以宣城为中心,往来于江左一带。身虽徜徉山水,借山水以舒忧,但心仍在魏阙,由刚出长安时的激烈义愤,嫉恶权贵,抨击佞臣,自信会东山再起;又由于北游燕赵,目睹安禄山图谋叛乱的景象,遂转而为国为民的深沉忧患。曾经发出“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警告,为“自顾无所用”,而“泪满逐臣衣。”诗人诗笔直刺统治集团的邪恶行为,如“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害贤妒能;诛杀异己,独擅朝政,穷兵黩武,荒淫腐化等;诗人热情歌颂祖国山水名胜,人间美好的道德情操;也借歌颂地方贤能官吏,表现对百姓疾苦生活的关心,畅抒自己的政治理想。此篇就属于这一类诗。
《赠崔秋浦三首·其二》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赠崔秋浦三首·其二》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