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呈吴郎

《又呈吴郎》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诗通过了劝吴郎让寡妇打枣的描述，表现了作者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关爱。全诗夹叙夹议，如话家常，语气恳切，朴实动人，诗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在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使作品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别具一种活泼、疏散之美。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又呈吴郎》此诗去劝告吴郎。

《又呈吴郎》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喫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少陵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少陵，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少陵。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少陵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纔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徵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少陵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徵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少陵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又呈吴郎》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少陵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