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先生遗言

《李卓吾先生遗言》是明代文学家李贽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是一份遗言，是李贽关于自己身后土葬的安排，说得很具体，不用棺木，连一块板材也不用，贴身只要十张芦席，几根木椽，随身日常穿的衣服和一块白布就行，充分反映了作者适性率真的人生宗旨。全文语意沉稳，文字朴实，言语真切至到，尽是天然纯真的真性情。

晚年的李贽，因身体多病，常想到死。他在《与周友三》中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但等死之人身心俱灭，筋骨已冷，虽未死，即同死人矣。”在《与友人书》中又说：“多一日在世，则多沉苦海一日，诚不见其好也。……所喜多一日则近死一日。”（均见《续焚书》卷一）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春天，七十六岁的李贽病势沉重，有旦暮辞世之感，于是草拟了《遗言》，对后事做了安排。

作为哲人巨子的李卓吾是不怕死的，他曾提出过有名的“三不”，即“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续焚书》卷一《与耿克念》），面对死亡，泰然处之，视死如归，这只要看一下他对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有条不紊，连拾他遗体的门板要及时归还主人都想得到并且写在《遗言》之中，就可以知道他在死亡面前是如何地镇定自若了。透过这种镇定，人们看到了李卓吾那种对于生死已大彻大悟的哲人形象。

《遗言》中最感人者，是李卓吾的那片真情。他一生做人强调“真”，真情，真心，真话至其将死，作为《遗言》，言语真切至到，尽是天然纯真的真性情。其“真”有三点。一是对于“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非常满意，所以他一再说“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对“好朋友的真诚信任，友情的至深至笃，皆深含在最难”最幸”几字之中。这开头的几句话，实在不容易得，它是李卓吾在经历了一生艰难的生活斗争和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才写出来的，决非一般生活平庸之辈所能道及。李卓吾是儒教的叛逆者，他因此受到封建卫道者们的种种迫害。就拿他在湖北黄安、麻城时来说，大骂其“大坏风化”者有之，阴谋将其“递解回籍”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阳解阴毒”者有之，动手“拆毁芝佛院”者有之，恨不得“一棒打杀李卓吾”者亦有之（上引均见《续焚书》卷一）。李卓吾的生命，就捏在这些卫道者的手里。当然，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卓吾也得到了好朋友们的无私援助。患难识友情。在病体不支，“急欲辞世”的时候，他处在敌人围剿之中，却没有“落在”敌人之手，而是“落在好朋友之手”，能由“好朋友”来给他安葬：这对飘泊危难中的李卓吾来说，确实是难得的结局。李卓吾的宽慰激动之情从“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的表白中可想而知。当时李卓吾住在通州马经纶家，马经纶是李卓吾生死与共的朋友，此文中的“好朋友”当指马经纶等人。其二，对后事的安排，也完全出于至诚。本来，李卓吾是想老死在麻城芝佛院的，他预先造好了一座用来安放其骨灰的塔。不料麻城的卫道者们容不得这位“异端”，终于拆除了芝佛院，焚毁了他的塔，使他无处安身。及至通州马家，“春来多病，急欲辞世”，而且能“落在好朋友之手”，他对后事才作了这样的安排。他从选地、开坑、坑的大小尺寸以至如何掩埋、如何立碑等等都作了详细布置。他的这种埋葬法，至俭，至洁，确如他自己所说：“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在他看来，“死有所藏，安其身于地下”（《续焚书》卷四《书遗言后》），也就可以了。所以他反对厚葬，反对俗气，认为一切“厚终之具”“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并说”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其三，李卓吾的这番主张，既是对封建卫道者厚葬主张的挑战，更是他一生追求适性、率真的最后实践。于是，他以坦荡真诚的情怀要求他的弟子“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李卓吾一生教人真诚，不要做“言假言”，“事假事”的“假人”，以至在《遗言》中还要加上这一条，关于对其坟墓守与不守的问题，李卓吾没有丝毫的假排场，他首先不要求亲人看守：“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对于弟子，也同样不要求他们看守，但若“实心要守”，也不拂其意，这仍是李卓吾一生所恪守的适性、率真的人生宗旨。

事实上，李卓吾最终并没能在好朋友手里安安稳稳地了此一生。在他病情很重的情况下，当时的封建官吏仍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他终于在三月中旬某日被迫在狱中自杀。他的好朋友马经伦按照他的《遗言》，把他安葬在通州的北门外。

这篇《遗言》，一切发于至诚，而文字朴实，语意沉稳，虽大限将至，却如对友促膝抵掌而谈，无一悲戚之语，无一苛求之事。谁能想到，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惊天动地的人物，对自己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地简单！他不愧是一位大彻大悟的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