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令

《求贤令》是东汉末年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作的一篇散文。文章第一段以开国中兴的历史经验，总括写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访求，不难发现，而当前正特别需要访求人才。第二段引孔子的论断和齐桓公用管仲的史实，讲自己求贤的标准——光廉洁有德而缺乏干才是不行的。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贤才的目标在下层，重点在才干。文中连用史实和典故，使得求贤标准形象地表达出来，突出“唯才是举”。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文化背景

东汉是士人气势高涨的时代。由于自西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当时能通经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也享有高度的评价。因此，士人也自视甚高，对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西汉亡后，经过战乱，光武终于中兴汉室，光武帝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于是，选举、群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印证于日常生活的修养，它固然可以评议、比较出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但却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毕竟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端正人的行为与社会风气，而不是与人一较高下来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然而这种道德比赛却确已成为当时的风气。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更应运而生。司马光曾说过：“三代以来，风俗以东汉最美。”这话不错，但仅止于个人的道德；亦即士人当时的关注、评议之焦点与判准，大多以私德为断，而缺乏对实际治事能力的考虑。因此，风俗虽美，但士风虚矫，空谈道德，但事功全无，缺乏实事求是之精神；于是乎天下分崩，苍生饱受流离之苦。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悠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这种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产。这两条路线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的历史主流。

政治背景

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文章开头从大处着眼，纵谈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之君"成功之道莫不都是得力于“贤人君子"的“共治”。但因“上之人"往往不善于识别贤才，以致“贤人君子”有时就在附近，也没有发现。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要得贤，首先必须识贤。

文章第二段从泛泛而谈转入有针对性的议论，并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为了阐明提出这个方针的思想依据，他先原文照引了孔夫子的一段话，用孟公绰宜做什么什么和不宜做什么，来说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接着又列举了三桩历史事实来证明“唯才是举”方针的正确性：齐桓公善于用人，成了春秋第一霸主，周文王赏识姜尚，完成了灭纣兴周大事业，陈平得魏无知推荐，为刘邦干出一番大事。在这个层次中，笔墨经济而传神。对于历史人物、事件，因为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并不作细微末节的阐述。而只是择其大端，要言不烦的勾勒点染，并有机地融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简要的文字中，随着感情的起伏，句式也错综变化。对孟公绰优缺点的评论，虽只是孔子的推测，但反映的却是用人政策的重大基本原则：扬长避短。所以引用了原文，显得严肃庄重。齐桓公是曹操所钦佩的，所以用了感叹句。而感叹之中又略含不需回答的反问口气，好像在自省，显得坚定有力，是作者内心激情的迸发。垂钓渭滨的姜尚，未遇魏无知的陈平，则是作者所要索求的人物，所以用了虚拟句，显得婉转、谦虚，富于情味，是作者内心激情的含蓄流露。

文章第三段以“吾得而用之”结语，点出举贤的目的，照应开头，开国中兴的雄心异志跃然纸上。“用世"的目的，对怀才不遇之士更具吸引力。

这篇令文，没有官方那种庸俗的气息。全文写的洒脱清峻，不加雕彩，说事言理，明自如话，于细细评说、反诘疑问中隐含着作者对贤才的一片诚挚渴求之心。文章虽短，但事理完备。这篇令文虽不注重辞采藻饰，读来却饶有风味，因为这篇文章用词形象贴切，比喻生动恰当。如运用姜尚、陈平事，没有更多地铺叙，而是以事出论，巧妙地将历史事实与人才标准统一起来，借史证己，以己说史。这种写法，既增强了令文的说服力，又使应用文字平添了一种文学意味；既容易使臣僚从历史中来体悟现实，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贤标准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可谓小中有大，实中有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