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随着时代的交替推移，崇尚文采或者质朴各代不同，古往今来的情理发展，似乎可以谈一谈吧！从前在唐尧的时代，道德高尚，教化普及，田野的老人吐出了“尧对我们有什么贡献”的言谈，郊外的儿童口里唱着“不识不知”的歌谣。虞舜继承唐尧的事业，政治清明，百姓安闲，元首大舜唱出了《南风歌》，列位臣子相和歌唱起了《卿云歌》。这些作品为什么都极其美好？乃是因为大家心里快乐声音和畅啊！到了夏禹治理水土有了成就，有九种有益民生的事物发挥作用而被加以歌颂；成汤圣哲英明，尊敬贤德，《商颂·那》篇作出了“美啊”的颂辞。到了周文王姬昌的德政盛行，《周南》的民歌便反映了勤劳而不怨恨的精神；周的太王教化淳厚，《邠风》的民歌便充满了欢乐而不过分的情调。周幽王、周厉王昏庸无能，所以《诗经·大雅》里的《板》诗和《荡》诗便表达了愤怒的感情，周平王东迁后宗室衰微，《王风·黍离》便表现了哀怨的感情。所以我们知道歌谣的文采与情理随着时世转变，政治教化像风那样在上面吹动，歌诗就像水波在下面震荡一样。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春秋以后，七国角逐争战竞相称雄，六经被抛弃，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像狂飙一样使人吃惊。那个时候，韩国、魏国使用武力征战，燕国、赵国任用权谋；商鞅、韩非反对儒家，把文学看做“五种蛀虫”、“六种虱子”之一的法治主张，命令严加禁止；只有在齐楚两国里，富有文化学术。齐国在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开设了府第招待学者，楚国广建兰台宫，用来延纳文人学士，孟轲作为齐国的贵宾住在客馆，荀卿当了兰陵县令；所以齐国的稷门之下掀起了清新的学风，楚国的兰陵地方培养成了美好的风俗，邹衍因为能谈天说地而声名远扬，驺奭因为有“雕龙”似的文采驰骋文坛，屈原的作品可与日月争光，宋玉色彩相交的作品可与风云辉映。看看他们艳丽的文辞，就要笼罩住《诗经》中的雅颂，所以我们知道文采照耀的诡异文思，是从战国时诡异风俗中产生出来的。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
到了汉代，处在秦始皇焚书之后，汉高祖刘邦崇尚武功，戏弄儒生怠慢学者。虽然礼法和律法已经开始创作，但还没有来得及去整理《诗经》《尚书》这些经典，尽管如此，但汉高祖的《大风歌》和《鸿鹄歌》，也算得上是天才的杰作了。汉高祖的尚武影响到孝惠帝，直到汉文帝、汉景帝时，经学稍稍兴起，可是文人还是不受重用，这只要看看贾谊遭到贬抑，邹阳和枚乘的地位低下不得志，也可以知道了。到了汉武帝尊崇儒家学说，要用文采来粉饰他鸿大的功业，制礼做乐，争放光辉，文辞与华藻竞相纷驰。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开宴联句而成《柏梁诗》，在瓠子河堤上作了忧民的《金堤咏》，用安稳的蒲轮车去征聘枚乘，给主父偃以鼎食高官的待遇，公孙弘的对策好，就擢升为第一加以任用，赞叹倪宽拟写的奏书非同凡俗，卖柴为生的朱买臣，让他穿上了官服锦衣，开酒馆洗杯碗的司马相如，让他披上了皇家绣袍做使节，于是司马迁、吾丘寿王这些人，严安、终军、枚皋一类人，他们的回应对答确实灵活没有一定，他们写的文章也并不匮乏，风流文采遗传下来，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了。越过汉昭帝到了汉宣帝的时代，确实继承了汉武帝的事业，他召集群儒在石渠阁展开对经学的辩论，文士在文会上从容讨论，既聚集了创作辞赋的杰出人才，又发出贬低辞赋尊重经书的高论。在这个时候，王褒这些有文才的人，凭着文采等待皇帝的诏令得到高官厚禄。从汉元帝到汉成帝，都很重视收集整理图书典籍，赞美像珠玉般美好的言辞，为文人们扫清了通向金马门的道路，因此扬雄在上千首的赋上用尽心思，刘向父子整理校订了包括《六艺略》的群书目录《七略》，做得很到家。自从汉家王朝建立以来，到汉成帝、汉哀帝为止，虽然时代经历了一百余年，文人写作的变化很多，然而他们仍然继承了《楚辞》的传统，屈原留下的影响，在这些作品里就可以看到。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
自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汉朝趋向没落衰微，到光武帝中兴，他非常推崇图箓谶纬之学，而对文辞却颇为忽略。然而杜笃因献《大司马吴汉诔》而让光武帝免去了他的刑罚；班彪为西河大将军窦融写的奏章写得好，也被增补为徐县的县令。虽然不是广泛的搜求人才，然而也可以看到汉光武帝对文人也并不远远的抛弃。到了汉明帝和汉章帝时期，在文章写作方面可算得是东汉叠璧双耀的时代，他们都崇尚经学，明帝在大学里学习了礼仪，章帝在白虎观里讲论经书。班固帽侧插上笔杆，撰写出汉代的国史；贾逵接到纸扎，写作了瑞祥的颂文；东平王刘苍发挥专长，写下了许多美好的礼文；沛献王刘辅振扬笔杆，写出了阐述“五经”的《沛王通论》。皇帝立下准则，藩王做出规范，像光辉般互相辉映。
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和帝、安帝以下，到顺帝、桓帝为止，在文坛上便有班固、傅毅和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和蔡邕，众多的大学者时时产生，并不缺乏，对他们的文章作品的选录，我们暂且不谈。然而自从光武帝中兴之后，历代众多的文人在文章写作上渐渐改变了从前的道路，在文采和内容的结合中，酌量采用经典中的辞藻，这大概是因为几代以来都聚集学者儒生讲经，所以便逐渐受了儒家风气影响的缘故。下传到了汉灵帝，当时的风尚爱好是写作辞赋，他也亲自写作了《皇羲篇》五十章，开放鸿都门来接待写作辞赋的文人。后来乐松之徒，招集了些浅俗鄙陋的文人，也在那里写辞作赋，所以杨赐把他们称为害人的驩兜，蔡邕把他们比为小丑。他们余留下来的习气和文字，是不值得讲的。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自从汉献帝流离迁移，文士也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辗转四方，到了建安末年，北方地区方才安定。魏武帝曹操以丞相和魏王的崇高地位，一向爱好诗歌辞章；魏文帝曹丕以太子的重要地位，善于写作精妙的文辞诗赋；陈思王曹植以大家公子的豪华，文采像珠玉般美好。他们都殷勤地接待杰出的文士，所以一时文采极盛。王粲从汉水之南来归顺，陈琳从黄河之北来归附，徐幹从青州来做官，刘桢从海边来投奔，应 综合他辞采华美斐然的文思，阮瑀施展了他风度翩翩的书记才能。还有路粹、繁钦这类文人，邯郸淳、杨修这些文友，他们都常在酒杯前吟咏诗篇，在座席上从容谈艺，挥洒毫笔便写成了酣畅的歌，调和墨汁便可借以言谈欢笑。观察那时的文章，一向都喜欢慷慨激昂，实在因为当时长期战乱，风气败坏，人们仇怨，这些作者都感慨深沉，下笔沉重，所以他们的作品便慷慨激昂而又富有气势！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到了魏明帝继承祖业，制作诗辞，谱度乐曲；召集会做文章的人士，设置崇文观作为讲学作文的地方，于是何晏、刘劭这一群有才华的文人，文采互相照耀。以后年少的君主相继即位，其中唯有高贵乡公曹髦，有才华学问，他顾盼之间就形成文章，一发言就成为议论。在这个时期，受到正始余风的影响，文体轻浮淡泊，只是嵇康、阮籍、应璩、缪袭这些作家显得不同，都在文学的大路上奔跑前进了。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到了晋宣帝司马懿开始打下开国的基础，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继承父业；他们在行动上忽略儒学和风雅，致力于钻研篡夺皇位的阴谋权术。至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新王朝，在太平时代称帝，但是学校和辞章，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下传到晋怀帝和晋愍帝，皇帝只成了装饰品罢了，哪里谈得上提倡文章事业！然而，晋代的皇帝虽然不重视文学事业，但有才华的文人实际上很多；张华摇动笔杆像会落下珍珠，左思挥洒墨汁创作作品就像展开锦绣，潘岳、夏侯湛的文章像双璧般光彩照耀，陆机、陆云显示出两位才人的文采，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之徒，孙楚、挚虞、成公绥之辈，文章辞藻清新英俊，有风韵而华艳细密。以前史学家认为时代进入末世，这些人都没有发挥才华，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话很正确，这些人的遭遇真可以使人们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
晋元帝中兴建立了东晋王朝，提倡文章写作的事业，兴建了经学考试的制度。文人刘隗、刁协由于是精通礼法的官吏而受到皇帝的尊敬；郭璞因为文思敏捷而被皇帝从优提拔。到了晋明帝的时候，天资聪明，向来爱好文人学士的会聚，他从立为太子到继承皇位，都孜孜不懈地讲求六经，在写作诰书、策书上注意研讨，在辞赋上发挥文采，庾亮因为有写作的才华越发得到亲近，温峤因文思敏捷而越发受厚待。晋明帝这样对待文才，确实算得上那个时代的汉武帝了。到了孝成帝康帝寿命短促，穆帝哀帝的在位时间也不长。简文帝时文学事业勃然兴起，气度深沉，风格清俊，微妙的语言，精深的道理，常常充满了玄学清淡的讲席；道家的思想，浓厚的文采，时时流布到文学园地上来。到了孝武帝的时候，政权逐步被刘裕篡夺，没有人继承，到安帝和恭帝，东晋就完结了。这段时期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有袁宏、殷仲文诸人，孙盛、干宝等辈，他们的才智虽然有浅有深，但也像宝贵的玉器一样，足够朝廷使用了。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从晋朝看重文学清谈，到东晋偏安长江以南便更为流行了，这种清谈玄学的风气影响到了文学，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所以世道虽然极度的艰难，而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歌一定以老子庄子的思想作为宗旨和归宿，辞赋只能是老子庄子著作义理的解释。所以知道文章的变化受到时代情况的感染，不同文体的兴衰和时代的兴衰有关，探究它的开始，总归它的终结，即使是百世的文学流变也是可以推知的。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自从南朝的宋武帝爱好文学，宋文帝也儒雅彬彬倡导文学，宋武帝具有宋文帝的德才，多才多艺，辞采丰富。从宋明帝以下，文辞儒学便衰废了。在刘宋时代的士大夫中，文士像云霞般众多，狂风般突起。王姓、袁姓宗族中接连地出现文才；颜姓、谢姓世家也有好几代以文采著名；还有何逊、范云、张邵、沈约等，多得都不可全部列举。这里只就在当时著名的，约略说一下大概的情况。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到大齐建国，国运昌盛：齐太祖以他圣明的武功膺受天命而继位，齐世祖以他的深通文学继承了父亲的大业，齐文帝以他的明智使文章得以孕育，齐高宗以他上等的智慧使国运因之兴盛。他们的文雅明智都是天生的，光照皇位。现在国运正在昌隆，文教遍及各地，四海五岳都降下了神明，人才突出，像驾驭飞龙在天上飞，驾驰骏马跑万里路。现在的经书、典籍、礼乐、文章，可说是跨过了周朝，压倒了汉代，唐尧虞舜时代的文风，是正在兴盛了吧！当今宏伟的文风，美好而丰富的辞采，拙劣之笔岂敢陈述，扬言评赞当代文章的这个任务，请寄托给明智的人来完成吧！
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
总结：十个朝代文学蔚然有采，文章的发展历来多变。时代就像门枢为中心，文学环绕它变化不断演变。文风的质朴和华丽沿时代发展，文学的兴盛衰亡和时代紧连。往古的时代虽然相去久远，通过文章却清楚得如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