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愤诗》是魏末代表作家嵇康的重要作品，是研究嵇康个性与思想的至为重要的文献。读这首诗，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写作背景。干宝《晋书》载：“康有潜遁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吕）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锺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孙盛《晋阳秋》说：“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从以上记载可知，嵇康好友吕安被其兄吕巽诬陷入狱，于是引康证明吕巽之丑恶及已无不孝之罪。正直的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遂牵连入狱。锺会乘机谮之，一代奇士嵇康竟至被杀。这首诗即为嵇康因吕安事被收狱中所作。然而，这首诗的产生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原因，并且与诗人的独特个性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魏晋之际政治黑暗、危机四伏，正直的知识分子朝不保夕，随时有生命之虞。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思想最为激烈的斗士，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薄汤武周公，毫不留情地攻击司马氏提倡的虚伪名教。此外，他的性格极为矛盾：一方面“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以庄子为师，追求遗世放达。另一方面却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嵇康被牵连入狱以至被杀，就是他的激烈思想和刚直个性导致的结果。以下结合这首诗的分析，将随时揭示以上所说的这些原因。
《幽愤诗》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嗟余薄祜”至“养素全真”。作者自述青年时代就已形成的桀骜性格和放逸隐居的志向。“嗟余”四句感叹自己从小丧父。“母兄”四句说自己由母亲和哥哥抚养，蒙受他们的慈爱、恃爱肆娇，得不到师长的训导。从中可见，嵇康因从小丧父，为母兄溺爱，没有受过严格的儒学熏陶。这对于形成他日后喜爱庄老的思想和任情肆志的性格不无关系。接下“爱及”八句就讲到自己的爱好和志向。这八句诗，既是嵇康思想和性格的写照，也集中概括了魏晋名士追求的普遍品格。这一段为全诗奠定了反省生平行事的基调。
第二段：“曰余不敏”至“岂云能补”。这一段主要是自责在吕安事上的粗疏。“曰余”二句即指自己因“不敏”而与“闇人”相善。“不敏”指自己闇于人情机宜的弱点。这一点嵇康在《与山涛书》中就已认识到，所谓“不识人情，闇于机宜”。而在吕安事上，他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导致冤陷囹圄。关于“好善闇人”一句，历来注家说法不一。或指吕安、或指锺会，或指吕巽，还有的认为别有所指。闇人指吕巽。根据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嵇康与吕巽的交好比与吕安的交结要早。对这么一个闇人，自己却受其蒙骗，相信了他不再与吕安吵下去的虚假承诺。岂知后来吕巽倒打一耙，反而诬告吕安，以至自己被牵连入狱。这种尴尬结局，使作者怅然失图，沉痛自责。“子玉”二句，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文荐子玉，终于造成楚国日后失败的史实，比喻自己因为相信吕巽，反而遭到灾祸。词意只承前二句。“大人”二句，分别用《周易》和《左传》的典故，原意是说，大人物胸怀宏大，能藏纳垢耻。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生性容不得邪恶。所以后面说，“惟此褊心，显明藏否”。这二句诗是作者对自己性格的深刻剖析。他不能像“大人物”那样“胸怀宏大”，藏纳垢耻，而要显明事物的是非善恶。嵇康是以庄周为师的，而庄周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认为客观世界不存在什么是非之分。据说阮籍至慎，“口不臧否人物”，真正实践了庄子的理论。嵇康却不然，他在理智上清醒认识到善恶、是非等是人生的外累，养生的隐患，但实际言行却往往暴露鲜明的是非好恶之形。这就是他自责“褊心”的原因。其实，所谓“褊心”，恰恰是嵇康正直和“任侠”性格的表现。“感悟”二句承上，意思是说自己意识到立身行止的粗疏，因而痛心如创伤。“欲寡”八句自责耿介个性所造成的种种失误。作者的“宿心”是“欲寡其过”、“性不伤物”，遵循老庄的教诲，“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但“不敏”和“显明臧否”的“褊心”，却常常招来谤议和怨憎。从前曾自愧缺乏柳下惠那样坚持直道的精神，却悔恨为什么不听隐士孙登的告诫。据《魏氏春秋》：“初，康采药于中北山，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年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也。’”嵇康才多识寡的毛病，果然为孙登言中！在吕安事上，他又一次落入世网。“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二句，写出了作者何等沉痛的心情！“仰慕”四句写作者对西汉隐者严君平和郑子真的向往。《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郑子真、严君平乐道闲居，与世无争，虽处贫穷却神气安然。当此身陷囹圄之际，嵇康自然愈加向往那些安贫乐道、终其天年的高士。“咨余”四句是作者再次自责不淑和顽踈，与前面“曰余不敏、好善闇人”二句相呼应。作者把这次得祸之由归结为自己性格中的弱点。以下“理弊”八句写作者在狱中的遭遇及心情。其中关于“对答鄙讯”的内中情事，很不容易揣度。根据《晋书·嵇康传》中锺会诋毁嵇康以及《文士传》中锺会庭论嵇康的记载，当日狱吏罗致嵇康的罪状大致不出于以下三点：一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二是欲助毋丘俭造反；三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总之，嵇康拒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和激烈的思想言论，成为他“繁此幽阻”及不久被害的根本原因。这位刚直之士知道自辨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实耻讼免”，不屑与狱吏争辨是非曲直，而把身受的谤冤归结为不遇明时。然而，虽然自己“义直”，身陷囹圄却终究会叫人“神辱志沮”。末后“澡身”二句，表达了作者悔之莫及的大痛。
第三段：“嗈嗈鸣雁”至“心焉内疚”。这一段集中抒写作者对于自身悲剧的愤叹。“嗈嗈”四句描写振翼高飞、顺时而动的鸣雁。在嵇康诗歌中经常出现飞鸟形象。如“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述志诗》二首）；“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五言赠秀才诗》）；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答二郭诗》三首）飞鸟翱翔在广阔的天空，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它们是自由的象征，是诗人的向往与追求。自由自在的飞鸟，正与身处困境的作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作者异常愤叹。“穷达有命，亦又何求。”作者又一次把自己的不幸归之为命运的摆布。以下“古人有言”十句，引用先哲的教诲和汉代石奋及其四子周慎谨密的典故，自责生性顽疏。“煌煌”四句，慨叹自己的有志不就。这一段从奋翼北游的鸣雁，安亲保荣的石奋，一年三秀的灵芝等形象，联系到自己有志不就的一生悲剧，反复抒发愤叹之情，感情十分沉痛。
第四段：“庶勖将来”至最末“颐性养寿”。作者再次申明他的“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本志。这几句表现的仍是拒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倔强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幽愤诗》的写作虽以吕安冤狱为直接导因，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作者处于被囚的特定环境中，抒写生平忧郁和对时世的愤慨。从这首诗里，嵇康再次鲜明地表现出他的清醒理智与耿介个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显示他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态度。由于《幽愤诗》确实呈现出强烈的自责、自伤的感情色彩，因此有人评价此诗是士族文人嵇康软弱性的表现。其实，这种观点由于没有深刻把握嵇康的思想和矛盾性格，因而并不符合真实的嵇康。
《幽愤诗》的写作特点之一是以内心独白方式反复抒情。作者陷于囹圄之中，无人可与晤谈，而满腔的忧郁和幽愤，又迫切需要排遣，这样就自然而然形成反复抒情的特点。诗中的自责和愤叹，初看似乎很零乱，其实还是有脉络可寻。作者先回顾青少年时期旷达个性的形成，紧接便自责吕安事上的不敏，再检讨一生素志和立身行事之间的诸多矛盾，愤叹自已的有志不就，最后申明隐逸避世的宿愿。整首诗情辞悲慨，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的幽愤。
《幽愤诗》的写作特点之二是引用典故较多。如“子玉之败”用《左传》；“民之多僻”、“惟此褊心”、“匪降自天”、“嗈嗈鸣雁”等借用《诗经》成句；“仰慕严郑”、“万石周慎”等用《汉书》；“善莫近名”出于《庄子》等。这些典故用在诗里大多显得较为贴切。
钟嵘《诗品》评嵇康诗曰：“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意思是说嵇诗过分峻拔直露，表现出横议是非的特色，缺少含蓄高远之致。刘熙载《艺概》说：“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比较了嵇、阮两家诗的不同风格，并以“峻烈”二字概括嵇诗风格。上面说过，嵇康思想激烈、个性耿介。这种独特的人格形诸诗文，便呈现为钟嵘指出的“峻切”的艺术风格。《幽愤诗》不像阮籍诗那样常用众多比兴，隐蔽曲折地抒发感情，而是旨意显豁、一览无遗。这正如陆时雍《诗镜》所说：“嵇诗一举殆尽。”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得更明晰：“叔夜衷怀既然，文章亦尔，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含吐之致。故知诗诚关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审矣。”又说：“嵇中散诗如独流之泉，临高赴下，其势一往必达，不作曲折潆回，然固澄澈可鉴。”《幽愤诗》即是嵇诗“有言必尽”、“一往必达”风格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