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元帝读书

王夫之 〔清代〕 王夫之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则怠荒废事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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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元帝读书》是由王夫之编译,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译文注释

译文

逐句全文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1)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2)好行小慧(3)之不知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4),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梁武帝承圣三年,江陵沦陷,元帝烧毁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烧毁图书,他回答说:“我读书万卷,还落得如今这个下场,所以要烧毁图书。”没有人不憎恨元帝不悔改政治上的错误和对人民的无道,却将罪责归咎于读书的。人们说:“书籍有什么对不起你元帝呢?”但这不是懂得读书的人所说的言论。元帝自取灭亡,固然不是因为读书的缘故,但也未尝不是因为读书所导致的。拿元帝所撰写的文章来看,无非不是收集一些华丽的史料典故,以排比对偶的句子,用来夸耀自己博文强记,认为自己如果不是读破万卷书,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在当时,武帝(萧衍)被叛贼挟持,国家面临东西分裂,灭亡的危机,而元帝早晚苦读,乐此不疲,精力消耗,正义不能伸张,有时机不能把握,那和沉迷于赌博,喝酒,美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人心一有沉迷依赖,那么圣贤的训典经书,就足以禁锢志气,只在咬文嚼字字里行间的文字上下功夫,得到只是一些文字的精巧而忘记了其中的要义,被文章典故迷惑而丢掉了微言大义。而且成了“基本原则错乱”的借口,况且把儒家学说以外的各家学说,就像青色白色相配的绘画小技巧,卖弄文字技巧,这又怎么值得一说呢?唉!难道只有元帝的不仁,而读书真会导致放荡荒淫吗?宋朝末年元朝蒙古少数民族的统治的时代,号称有学问的读书人,亲自推究“格物”(探究事物原理)的大道理,却不想这种穷究将有什么用处,计算着《五经》、《论语》、《孟子》总共有多少字句,在经书章句之间的文字结构、前呼后应、文字意义上去比附揣摩,整日吃饱没事干的,只辛辛苦苦作一些无益的文字校勘订正,而所写的文章,精工于结构排偶,对身心有何益处呢?对人伦事理有何用呢?对政治教化有什么好处呢?在别人面前自以为精密而骄傲,而认为别人疏陋;在别人面前自以为专一精确,而而认为别人散漫;在别人面前自以为勤劳,而认为别人懒惰,像这样不是外貌仁慈而实无德行,喜欢卖弄小聪明而并无智慧吗?,这样的人不得志时,以这样的方法教人,则会禁锢限制他人子弟智慧的发展,这样的人得志做官时,以这样的理念执政,则误了别人的国家,这和元帝敌兵已攻到城下了还讲《老子》,黄潜善敌人已渡江还参禅听高僧说法有什么差别呢?又和萧宝卷,陈叔宝亡国了还曰曰笙歌夜夜醇酒,刀子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呢?所以程子斥责谢上蔡沉溺于无关道理的事物,玩物丧志。有所沉溺,没有不丧失志气的,梁元帝、隋炀、陈后王、宋徽宗都是读书人,宋朝末年元朝的小学者也是读书人,他们的沉溺迷惑都是一样的。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有人说:“读先圣先儒的书,不是雕虫小技可以相比的,实在不失为君子。”先圣先儒的书籍,岂是像佛教的言论,只要每天书写诵读就会有功德的吗?读先贤先儒的书,考察他们的事迹,分析他们的字句,于是自命为君子,也难怪从事“致良知”之说的学者,会群起而斥责了。然而致力于“致良知”的学说,却沉迷于所谓良知,将抽象的良知描绘得彷佛若有其事,以致于使人舍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更为严重。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5)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6)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7),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8)之诛韩、彭而乱萌消,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9),则怠荒废事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那么应该怎么读书呢?领会书的精神实质,以确立修己治人的本体;观察隐微精义的言论,以达到善于精通事理,达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境界,而将获取的知识经验付诸实践中。读书有了心得而将自己的言行用书中的道理检验纠正的很少。而有心得,比这次一等的,如太子李弘读《春秋》、《左传》上记载臣弑君而不忍心读下去的很少,比这次一等的后,如穆姜命卜史占卦,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惭愧的人也很少了。不抓住书中的重点,不研究书的精华,不审察它是否合乎时宜,而且像汉儒曲解《公羊传》而废皇后,太子;王莽曲解古书之义,讥刺匈奴的复名,王安石以国家贷款推行青苗法,都造成弊害,史论就更不用说了。读了汉高祖诛杀韩信、彭越以清除叛乱根源,那么要杀害亲近贤能的人就会更加狠毒;读了光武帝废除太子以安定国家,那么想要废除太子的会得到启示而产生私心;读了张良从赤松子学道以避祸,那么炼丹这些道教的法术也会超的见识来掌握书本的大旨,没有取舍的标准独立思考加以明辨事理,而提出独特的见解,那么读书万卷,只是导致更迷茫,倒不如不如不学无术的人还保持他的纯朴。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0)。”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所以孔子曰:“我十五岁立志求学。”决定求知的目的,学问才能精进,没有听说过无目的而单单为学习而学习的。心无定局,随着所学到的东西而随时改变自己的志向,异端邪说,学说,流俗的传说,放荡轻浮散漫的小聪明,严重的会腐蚀人心,小则浪费时间,是元帝的所作所为至死都不觉悟的原因啊!怎么能不归罪于涉猎了万卷的书籍呢?一般的学者,却效法其卑陋浅薄,怎么可以不加以警惕呢?

注释

(1)伦物:人伦物理。

(2)色取不疑之不仁:语本于《论语·颜渊》:“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意为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实际行为却不如此,可是自己竟以仁人自居而不加疑惑。见杨伯峻《论语译注》。

(3)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好行小慧,喜欢卖弄小聪明。不知:同“不智”。

(4)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梁书·元帝纪》:“(554年,即承圣三年)九月辛卯,世祖(即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萧詧率众会之。丁卯停讲,内外戒严。”

(5)太子弘之读《春秋》:《新唐书·三宗诸子传》:“孝敬皇帝弘,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于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废卷曰:‘圣人垂训,何书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褒善以劝,贬恶以诫,故商臣之罪,虽千载犹不得灭。’弘曰:‘然所不忍闻,愿读他书。’”太子弘是唐高宗的儿子,为武后所生,675年(上元二年)从幸合壁宫,被毒死,年二十四,谥为孝敬皇帝。

(6)穆姜:春秋时鲁宣公夫人,鲁成公之母。穆姜和叔孙侨如私通,想驱逐鲁国执政季文子、孟献子而占其家财,又想废掉成公而立其庶弟。成公死后,儿子鲁襄公即位,将其迁于东宫。曾命卜史占卦,得《艮》中的《随》卦,有出走的卦象,卜史劝她赶紧逃走,可以免去灾祸。但她认为:“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后来死于东宫。见《左传·襄公九年》。

(7)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汉书·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两个字的名),因使使者以讽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悦。”《公羊传·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地名,同“郓”)。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这是这篇文章中“讥二名”的出处。讥,遣责,非议。

(8)汉高:汉高祖刘邦。韩:韩信。彭:彭越。

(9)丙吉之杀人而不问:《汉书·丙吉传》:“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

(10)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出自《论语·为政》。

作者简介

王夫之

王夫之

明末清初思想家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汉族,衡州府城南王衙坪(今衡阳市雁峰区)人。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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