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爰谘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僖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
《经》说“于是诚心地访寻贤人来商量。”可见普遍的访问谋划就是说的“议”。“议”之所以说是说话得宜，就是因为考查事情仔细周密因而得宜。《周易》的《节卦》说：“君子用节制来制定法度，议论德行。”《尚书·周官》说：“按照一定的法度来议事，政事才不会迷误。”议事贵在有节制，这是经典的要求。从前管仲说，轩辕黄帝在明台上面议论国家大事。这就说明“议”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在洪水的灾难里，尧便去询问四方诸侯的首领；推举出任政务的人选，舜和五位大臣筹谋商量。黄帝、唐尧、虞舜这三代所以兴盛，就是因为连打柴的老百姓的意见也征求到了。
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
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立驳议制度。“驳”，就是杂的意思。议论的意见很多不纯，所以叫做驳。自从两汉礼制昌明，作为模范的仪式明白具备，人才济济，发言议论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朝廷。如贾谊代表所有的朝臣发表的意见，可以算得上发表议论敏捷的人了。至于吾丘寿王批驳禁止百姓挟带gōng弩的主张，韩安国辩论不宜对匈奴进行进攻的问题，贾捐之反对继续派兵镇压珠崖叛乱的意见，刘歆为汉武帝建立宗庙的辩护：虽然各自的质朴和文华不同，但是都抓住了辩驳的问题的要点和叙述的要领了。至于张敏请求废弃《轻侮法》，郭躬为秦彭的辩护，程晓建议废除校事官一职，司马芝议论恢复五铢钱的制度，何曾主张免除株连出嫁女的法律条文，秦秀为贾充定谥为“荒”的奏议，都是事实确当公允，可以说是明白了“议”这种体制了。
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汉朝善于写驳议的，以应劭为首领；晋朝作议的能手，则以傅成为第一。应劭博古通今，所以他的驳议议论通贯有条有序；傅咸懂得国政的治理，然而他做议文却文辞重复琐碎。到陆机议论编写《晋书》所载历史的断限，颇有锋芒，但是辞采过多没有删削，显得累赘，损害了文章的骨力；但也各有自己的优点，保持了各自的风格。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在于兹矣。
有行动先要比较议论，明察可疑的事，为了恭敬谨慎地处理各种事务，使得统治的方法紧张和放松合适。所以写“议”的主要依据，一定以经典的内容为关键；采取前代的典故史实，观察当今的各种继承变化，说理不荒谬，用字不随便。还有，祭天祭神一定要熟悉礼仪；论军事方面应很熟悉兵法；议论田谷庄稼方面一定先要通晓农事，判断官司方面的议文务必要精通法律。然后突出论点来显示它的意义，用严正的文辞加以概括，文辞明辨简洁为确当，不以繁冗缛丽为妙；叙事述理以明确扼要为美，不以曲折隐晦为奇特。这些就是写作议这种文体的纲要。如果写议文不注重要解决国家政务中的问题，而只是玩弄笔墨，文辞支离破碎，内容牵强附会，徒然运用辞藻，终为客观事实所摈弃。即使说得有道理，也要被浮游的文辞所埋没。从前秦国的国君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随从陪嫁女都穿着彩衣、打扮得很漂亮，结果晋人看重陪嫁的女子而看不起君王的女儿；楚国人把珠宝装在用香料熏过的精致的匣子里，后来宝珠卖给郑国人，结果郑国人买了匣子而退还了宝珠。如果写议文只讲究华丽的文辞，使文辞掩盖了所有的道理，枝节胜过了主题，那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笑话，又出现在这里了。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者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人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麇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
还有对策，是对答诏书所提问题而向天子陈述自己的政见；射策，就是为了探究事理而向天子奉献自己的意见。言辞说得中肯，事理又说得准确，就如同射箭射中了靶心一样。对策和射策两种文体的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属于“议”的另一种体裁形式。古代造就的人才，选拔能办事的，考试善辞令的。汉文帝中期，开始诏令诸侯王公卿和地方官郡守举荐贤良。晁错回答汉文帝提问的《对策文》最好，被举荐为第一名。到了汉成帝更为显著，广泛访求人才，对策的人因第一而被提升任用，射策的人射中了甲科便入仕做官。这确实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看看晁错的《对策文》，检验古代来说明当今，文辞有裁断而辨明事理，论事通达而丰富，他能够超群出众，高升第一，确实完全是有根据的。董仲舒的《对策文》，根据《春秋》的大义，本着阴阳两气相生的变化，研究各个时代的政治演变，文辞多而不烦琐混乱，是由于明白事理的缘故。公孙弘的《对策文》，简明扼要而不旁征博引，然而他能总括要点而文辞简约，事情切合而情理昭举，所以太常官虽然把它定位下等，而汉武帝却把它擢升为上等。杜钦的《对策文》，对答得简略，却肯切地指出了他的好色事实，他的文辞因治事而作，不为辞藻而作文。到了东汉的鲁丕，他的对策文辞质朴，以儒家的正论合于对策，说到了点子上，因此他独自考入高等。以上这五家的对策文，都是前代公认的典范。从魏晋以来，渐渐追求文辞的华丽，以文辞来记载讲求实际的对策文，不足之处就多起来了。到他们被推举来应选，又假称有病不参加对策，虽然想征求对策文，也不能得到了。所以西汉成帝举行的博士饮酒礼，有野鸡飞来停在堂上；晋成帝召会各州郡的秀才举行对策考试，有麇鹿出现在堂前。这没有什么怪异，只不过是选举失当的怪异罢了。
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驳这种文体，偏重在辩论事理，各自执有不同的见解；对策宣扬理论，大力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对策如能使所述的事宜符合治国之道，所说的道理密切结合当时政务；能斟酌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来陶铸世俗，而不是迂缓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议，运用通权达变来拯救世俗，而不是刻薄的谬论。如果论议能像狂风的广大而能吹到远方，像水的盛大而能不泛滥，那就要算是朝廷上的优秀对策文了。难得呀，有才的士人！有的熟练于治理政务却缺乏文才，有的精通做文章却又疏远治理政务，通过对策所要选拔的是那些既会治理国家又有文采的，这种人确实是通才。思想能充分表达，文采传播久远，这样的人才不是很少吗？
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搞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总结：“议”、“驳”用来筹谋政治，考核名称和实际。论断事理必须要刚健果敢，运用文辞不要软弱。当面对策在那帝王朝廷，同一时刻就要斟酌应和。论治的体裁要牢牢掌握，雅正的议谋才会向远方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