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斋睡起二首》是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处同一题下,均为琐事杂感,但含同一主题,即从中反映了作者的归隐意图。第二首诗以“桃李无言”起,此处即寓指苏轼等人,因为《史记》用它来赞美李广。“一再风”即指他们不断受到台谏的攻击,无法立足于朝,“人言九事八为律”展现了台谏议论纷纷的景象,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不禁发出了“倘有江船吾欲东”的慨叹。两首诗在构思上各有特点,一用比喻,一用拟人,即景宣情,托物寄意,借鲜明的形象寓深刻哲理。
桃李无言(1)一再风,黄鹂惟见绿葱葱(2)。
纵使春风不停,桃李依旧无言,花事褪去,绿树已然成阴,可以看见树上的黄鹂鸟飞来飞去,鸣于其间。
人言九事八为律(3),傥(4)有江船吾欲东。
台谏之上议论纷纷,但十之八九都是深文罗织,看到此情此景,倘有江船路过,我真想也乘船顺流而去。
(1)桃李无言:语出《史记·李将军列传赞》:“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指桃李结果,人家多来采摘,因此树下成路。这里指桃李的花。
(2)绿葱葱:一作“绿匆匆”,指很快地成了绿阴。
(3)人言九事八为律:《汉书·主父偃传》:“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
(4)傥:同“倘”。
《寺斋睡起二首》这两首诗作于元祐四年(1089年)春,是黄庭坚在寓所睡起后的杂感。当时黄庭坚在史局任秘书省著作佐郎。任渊注:“后诗云:‘桃李无言一再风’,盖春时作。又有‘人言九事八为律’之句,是时东坡为台谏所攻,求出补外,而山谷亦不容于时,故云。”
元祐时,苏黄等人俱在朝中为官,但党争激烈,苏轼等不断遭受台谏的攻击,无法立足朝廷,黄庭坚亦多次遭议,本应在完成《神宗实录》后迁升,但却依然作著作佐郎,这两首诗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写成的。
第二首:“桃李无言一再风,黄鹂惟见绿匆匆。”任渊注:“桃李(花)一再经风,无复颜色,红紫事退,遽成绿阴。意谓卒卒(猝猝)京尘中,未尝得细见春物也。”“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任渊注:“《汉书·主父偃传》曰:‘所言九事,其八为律。’又《韩信传》:‘高祖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此皆借用。谓世途狭隘,动触法令,宁自放于江海也。”
这两首诗在构思上各有特点,第一首举了两个比喻,以“螳捕蝉”比喻“小黠大痴”,以“夔怜蚿”比喻“有余不足”。但它不是简单的比喻,有辩证意味。而且,这两个比喻又别有寓意,这些寓意又在表面意义之外。像“巧诈之相倾,智愚之相角”,这是言语以外的含意,这就显出构思的深沉。接下来讲“北窗梦”,梦见“一江风月”。这个梦境跟上文两个比喻无关,跟两个比喻的寓意也无关,是抛开两个比喻的梦境。这种抛开的含意又在“北窗梦”里透露。“北窗梦”从“北窗下卧”,“自谓是羲皇上人”来,含有厌弃当时的政治斗争之意,这就同上文两个比喻的寓意相关了。抛开这种政治斗争生活,才有“一江风月”的境界。这里不说“北窗卧”,却说“北窗梦”,又加上一个“趁鱼船”,因为在寺斋北窗下卧,是看不见“一江风月”的,所以加上“梦”字,点明是梦境。加上在梦中“趁鱼船”,才能尽量领略“一江风月”。
第二首的构思也有特色。不说桃李花飞,却说“桃李无言”,用拟人化写法。不说绿叶成荫,却说“绿匆匆”,极言成荫之快。不从作者眼中看出,却从黄鹂眼中看出。这样说就避免了前人说过的话,别出新境。这里的“桃李无言”是从“桃李不言”来的,又稍加变化。“人言九事八为律”,从“所言九事,其八为律”,在诗语中大量化用经史中的语言是黄庭坚诗的一个特点。结语“吾欲东”,从“人言”句来,正由于人言,所以想离开朝廷。元祐三年(1088年),杨康国、赵挺之、王觌声称苏轼“试馆职寥正”的策题发问不当,攻击不已(见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苏轼因而屡次请求调放外郡。他又侍哲宗读祖宗遗训,论及各种时弊,为当权大臣所恨。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就被外放杭州。黄庭坚因亦有离去的意思。这首诗上句两次说桃李花落尽,绿叶成荫,与下面两句说因人言而“吾欲东”,两者表面上无联系。但上面用“桃李无言”与下面用“人言”相对,又有关联。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上疏:“闻班列中纷然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不肯降出,故许臣外补。伏望圣慈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人言”指台谏的攻击,“桃李无言”与苏轼对攻击的不自辩有关。“九事八为律”是指执政者多听从这些谰言,所以苏轼离去后而他也不想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