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
剑头唯一吷，焦谷无新颖。
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
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
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
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
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
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送参寥师》是宋代诗人苏轼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出自《苏东坡全集·卷十七》。诗中，诗人以禅解诗，提出了诗歌、书法创作上的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见解：好诗应如玉屑，出语清警；诗人作诗，应有空静心态，才能明察群动，容纳万境；诗歌与禅法并不相妨；诗歌与书法的最高妙境是淡泊、至味等。全诗以禅说诗，直涉理路而又挥洒自如，结尾直揭诗歌和佛法。此诗开创了以禅喻诗与论诗的风气。
上人学苦空(1)，百念已灰冷。
参寥大师你学习佛法，百念俱无。
剑头唯一吷(2)，焦谷(3)无新颖(4)。
剑环头上的小孔仍只传来风过的小声，焦谷上依然没有新生出小芽。
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5)？
为什么要跟我们这些人一样好作诗歌？
新诗如玉屑(6)，出语便清警。
你的文章都是文采华美，新出的诗篇如玉屑一样精美，语句清平而深刻。
退之(7)论草书，万事未尝屏。
韩愈谈论到张旭狂草时，认为张旭心中并未屏蔽万事，
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
反而将其忧愁与不平之气，统统寓于笔端任其驰骋。
颇怪浮屠人(8)，视身如丘井。
韩愈很奇怪高闲浮屠氏的草书，视人身为丘井。
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
颓然寄有淡泊之意，又如何发出像张旭那样豪迈而不受拘束的气魄呢？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9)。
仔细一想其实不然，真实的技巧并不是虚幻的泡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要想使诗句巧妙，不要嫌恶于空和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虚静因而能懂得万物之变化，空明所以能接纳万事之境界。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阅历世事行走于人间，只见栖身于世外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咸味酸味杂列于诸食物里，其中有着极其隽永的韵味。
诗法(10)不相妨，此语当更请(11)。
诗歌与佛法并不相妨碍，上面的话更当允许我说出来。
(1)苦空：佛教认为世俗间一切皆苦皆空。人生老病死为苦，一切皆虚无，并非实体，为空。
(2)剑头唯一吷：吷（xuè）血：吹气声，表示小而短的声音。剑首，指剑环头的小孔。语出《庄子·则阳》：“夫吹管也，犹有嗝（读哮，大声）也；吹剑首者，映而已矣。”
(3)焦谷：火烤干枯的谷类。
(4)颖：子粒的芒壳尖。
(5)蔚炳：文采辉煌。佛教禅宗是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参寥是僧人，何必爱好作诗歌。
(6)玉屑：比喻文词佳美，字字如珠玑飞屑。
(7)退之：韩愈，字退之。其《送高闲上人序》中评论张旭、高闲的草书，赞许张旭笔骋不平，而对高闲寄寓淡泊，反喜作草书，颇有微词。
(8)浮屠人：出家人。
(9)幻影：《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苏轼反其意用之，认为真正的法则、技巧是有用的，凭借“多技能”，高闲可以草书“发豪猛”，而参寥可以“出语便清警”，达到艺术高峰。
(10)诗法：指诗歌与禅法，这两者并不相悖，而统一于“空静”，并由此而获得“至味”和“妙”的境界。
(11)请：领受，明确接受。《广韵》：“请，受也。”
诗僧参寥来拜访苏轼，苏轼在和他吟诗谈禅中感觉到：参寥这个人性情真率，颇有道行，只是此人心中还没有大彻大悟，没有达到空静寂灭的境界，所以常常作诗时骂人。而且他作诗时的模样，很像唐代张旭作草书的样子：“必酣醉泼墨，任笔之所骋。”苏轼有感于此，便在这次送别参寥时，特意写了《送参寥师》。时在元丰元年（1078）。
《送参寥师》诗的开篇，就写诗僧参寥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按佛教宗旨，人世间一切皆苦皆空，人应脱离一切烦恼，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参寥既苦学释典，自应一切皆空，不染尘劳，就像风过剑头，不会有乐声（《庄子·则阳》）；就像焦谷之类，不会长出新芽（《维摩诘经》。但这位上人却与众不同，他出入于文人盛会，能写出文采华美的诗句，为了说明这一矛盾现象，诗人引述韩愈所论书家张旭与高闲不同的创作心境，并进而探索形成不同心境的原因。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云张旭终生治草书，笔法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与李白的诗、裴曼的剑舞，并称当时的“三绝”。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凡喜怒忧欢之情，无聊不平之气，有动于心，必以草书发之。这与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而高闲视身如丘井，寄情于淡泊，与官为金吾长史、大醉后始落笔的张旭根本不同。
诗的后半部分是苏轼“细思”之后做出的答案。他认为禅僧能书能诗，并非借诸“幻影”，而在于创作构思之“真巧”。这“真巧”就是充分重视“空”与“静”的作用。“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物质世界，世事万物都在运动之中，人们要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必须以静制动，以空纳实。无论是入世者的“阅世走人间”，还是出家人的“观身卧云岭”，都必须保持虚静的心境，才能使万象腾踔于眼前，万境纳入于心胸，这样才能写出“中有至昧永”的好作品。诗人将虚静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认为这能帮助作家、艺术家把握世界。他的探索是相当深入的，对禅僧能书能诗的原因的解释也很清楚。
诗人虚静说的提出，显然受晋·僧肇经论的影响。《肇论·涅桨无名论第四》云：“夫至人虚心冥照，理无不统。怀六合于胸中而灵鉴有余，镜万有于方寸而且其神常虚。至能拔玄根于未始，即群动以静心。”《肇论·物不迁论第一》云：“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仅内容相似，而且语句也相似，带有浓厚的禅学意味。盖此诗为禅僧而作，同时又鉴于引禅入诗，以禅喻诗，已成为当时诗坛的普遍风尚，诗人想通过此诗作些理论上的探讨。然而不能据此就断定。诗人的虚静说仅本于释典，须知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的入世学说。关于虚静的认识论，先秦诸子早有论说。老子最先提出“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这一认识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但他把摒除内心杂念的干扰同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对立起来，就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内省直观说，导致唯心主义。诗人热衷于功业，对此说不可能全盘接受。其后尹文根据老子“致虚静，守静笃”的理论，提出了“虚一而静”的认识论，要求人们抛弃认识事物的主观上的障碍，排除杂念，精力专一，消除闭塞认识的各种障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达到“大清明”的境界（《解弊》）。他认为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增长知识，而且在于了解万物的实际情况，研究治乱的根源，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使天地万物为人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