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主要论述“事类”的运用，本篇研究中的主要歧疑，笔者认为是对“事类”概念的不同理解与阐释。王志彬先生就“事类”与“事义”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辨解，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龙学界对“事类”概念所持的几种不同的观点，这对于更深入理解《事类》篇的主旨以及探讨六朝文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事类”与“典故”
现代文学家在注释《事类》篇时，大多用“事类”与“典故”或“用典”作对比，其中有两种观点颇为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事类”就是“典故”或“用典”；另一种观点认为，“事类”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大得多。
刘勰《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刘勰所谓的“事类”，其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略举人事”，一为“全引成辞”，“人事”，刘勰也称之为“古事”，“成辞”，刘勰亦谓之为“旧辞”。由此足见，刘勰所说的“事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引用古代的“人事”，并且所引用的“人事”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虚构的故事不能算作“事类”；其二，引用古书、古人的言辞，并且确有其书、实有其人，任何虚构古书或著名人物的言辞也不能称为“事类”。对“事类”这两方面内容的概括，龙学家基本都能明确地指出，只是在和“典故”作对比时，出现了差异。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典故”的含义，对“典故”定义的界定比较复杂，吴直雄先生经过大致的梳理，把“典故”的定义概括为七种类型、九种意见，最后吴先生认为《辞海》“典故”条中“典故”的定义可以为我们所遵循。《辞海》定义“典故”为：典制和掌故。②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这一定义也被《汉语大词典》所采纳。在古代，“典故”有“典制”之义，即典章制度的意思，如《汉语大词典》“典故”条所举《北史·高隆之传》：“隆之性好小巧，至于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典故，时论非之。”而刘勰所论述的“事类”并没有此义。此外，《辞海》中“典故”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而刘勰所言“事类”的另一层含义是“全引成辞”，其中所举的两个例子是“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不管是“政典之训”，还是“迟任之言”，都是完整的一句话，它们也有出处，但很明显与“有来历出处的词语”不一样。朱星《文心雕龙的修辞论》认为刘勰《事类》篇所引箕子高宗之事以及《书经》上的古语，实在都算不得典故，他说：“主要是在组织上语气上，成为典故必须是压缩的一个词或短语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种代言体的口气说出”。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出，“事类”与“典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实这一层含义。因此，把“事类”等同于“典故”或者说“事类”比“典故”的范围大得多的观点都是不甚恰当的。
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将“典故”的使用分得极为细致，其云：“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义。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援古事以证今情之类，约有四端：一曰直用，二曰浑用，三曰综合，四曰假设。用成辞以明今义之类，亦约分四项：一曰全句，二曰檃括，三曰引证，四曰借字。”刘永济先生也主张“事类”即是“典故”，他在刘勰《事类》篇的基础上，将“事类”的种类及其应用论述得更为详尽，其中如“用古事”中的“综合”、“假设”两端，“用成辞”中的“檃括”、“借字”两项，刘勰《事类》篇只字未提。刘永济先生的这种归纳为后人研究“事类”以及“典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对丰富我们的认识与开拓我们的视野有重要的意义。
二、“事类”与“引用”
修辞学发凡
龙学研究界中，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把“事类”等同于修辞学上的“引用”。“引用”这一修辞现象的产生由来已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其内涵与外延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认为“引用”约有两个方式：分别为“明引法”与“暗用法”，他说：“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引用辞”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外，陈望道先生认为还有一类滑稽的用法，即“割截成文，以资谈笑”，如“回也不改”割截自《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见，陈望道先生所言的“引用”与刘勰所谈的“事类”有极大的相似性。与陈望道先生对“引用”的解释相比，当代学者对“引用”的理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王德春主编的《修辞学辞典》认为“引用别人的话语或成语、谚语、格言等”都算作“引用”，该书按引用内容的不同把其分为四类：“引经”、“稽古”、“出新”和“反用”，“引经”可以类比为“事类”中的引成辞，但是要比引成辞的范围大得多，凡是格言、名句都是“引经”，“稽古”可以等同为“事类”中的用古事，其中“出新”与“反用”，刘勰《事类》篇未曾论及。《汉语大词典》定义“引用”为：“用他人的事例或言词作为根据。”《汉语大词典》所释“引用”的定义基本上可以代表我们今人一种普遍的看法。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所指涉的对象极为宽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言词，包括谚语、俗语、成语、儿歌、童谣、数据、格言、语录、警策、歇后语、圣贤言辞、名人言论、诗词散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凡是被摘录出作为根据的皆可称之为“引用”。在《事类》篇中“引”字共出现了八次〔13〕，把这八处“引”字翻译成“引用”也是可以的，而且刘勰也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但是由此出发，把“事类”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是不太贴切的。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比“事类”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笔者认为“事类”大致相当于“引用”这一修辞方法。
三、“事类”与“事义”
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事类”与“事义”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参考刘勰以前或当时的其他有关论著，辨析这两个概念的同异之处，对于明确刘勰的文学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事类”的称谓很早就出现了。六朝时候，“事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事类”，有的称“事义”，有的则称“用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这里的“事类”就是指引古事或成辞。锺嵘《诗品序》云：“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这个“事义”与“事类”的含义相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这里“事义”与“用事”的含义所指一样，就是运用古代典实之义。《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全借古语”、“唯睹事例”也与“事类”的含义相同。萧统《文选序》云：“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萧统所言的“事”与“义”大致与事类之义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