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馀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