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磨崖碑后

《书磨崖碑后》是北宋诗人黄庭坚于崇宁三年（1104年）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这首诗前四句叙游览读碑事，含有世事沧桑之感。中间十六句咏唐代史事，表达诗人对当时政治腐败与玄宗被幽禁的慨叹和忠臣志士之忧愤，借古讽今之意已曲折显现。最后四句又回到观碑事并记同游者，与起首相呼应。这首诗从章法结构上看颇似古文游记，内容上却又是一篇论史之作，而且寄慨良深。全诗结构奇特，气势回荡，余音不尽。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诗人以“幸灾谤国”的罪名从鄂州（今湖北武昌）贬往宜州（今广西宜山）。崇宁三年（1104年）春天，诗人由鄂州寓所前往，途经祁阳县，泛舟浯溪，亲见《中兴颂》石刻，写下了《书磨崖碑后》这首诗。

在诗中写大题目，要有大议论，有卓识伟见，才能扣人心弦；同时，要有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首诗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造诣。诗虽然是题元结的《中兴颂》碑文，但涉及到对唐玄宗、唐肃宗千秋功罪的评价，所以也是一篇史沦。

开头四句“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是全诗引子。“春风吹船著浯溪”一句，横空而来，音调高朗，领起全首。特别是“著”字，表现出春风像是有意吹送着诗人的小舟，将其置于浯溪之上。面对千古江山，历史陈迹涌上心头，这就引起了下文。诗人舍舟登岸，扶着藜杖上山看碑。三四两句作一跌宕，表现了诗人对此碑的向往之情。诗人作此诗时已六十岁，所以说半生以来只看到《中兴颂》的拓本，而此时亲手摸到石刻已是须发苍然了。

从“明皇不作苞桑计”起一直到“世上但赏琼琚词”，都是论唐代的历史。四句一层，层层展开。“明皇”四句是说唐玄宗没有深谋远虑，又宠信安禄山，酿成大祸，遂使社会动荡，天子奔亡，百官降贼。这里用了形象而含蓄的笔致将唐玄宗失德、安史乱起，朝廷危殆的境况勾画出来。下面四句转入对唐肃宗的指责。古来本有太子监国之事，因而诗人认为，唐肃宗不必袭取帝位。他还认为，安史之乱的平息，极为艰难，唐肃宗的成功乃是天幸。而“踞蹐还京师”，则写出了唐玄宗失位后的困境。“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闲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这四句叙述了一段历史。据史书记载，唐玄宗自蜀还京，当了太上皇，起初居于兴庆宫，太监李辅国与张太后串通一气，离间他与唐肃宗的关系。上元元年（760年），唐玄宗登长庆楼，与持盈公主闲谈，正值剑南奏事官朝谒，唐玄宗就令公主与如仙媛接待他，事后，李辅国诬奏“南内有异谋”，并假托诏书将唐玄宗移到西内，持盈公主被软禁在玉真观，忠于唐玄宗的高力士等被流放到巫州。这里虽然是叙述历史，但有诗人的褒贬与感情在其中，他对李辅国、张太后这样的奸邪小人深恶痛绝，对唐玄宗这个煊赫一时而晚景凄凉的帝王表示了同情与惋惜，而对唐肃宗的懦弱无能也表示既愤恨又悲悯。“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四句笔锋一转，以元结的《舂陵行》和杜甫的《杜鹃行》诗来表现当时政治的腐败与对唐玄宗被幽禁的慨叹。元结作《舂陵行》一诗是为民请命，而杜甫的《杜鹃行》诗则是有感于唐玄宗被幽禁一事而作，对唐玄宗的晚景凄凉表示了同情，所以诗人认为这两首诗代表了当时忠臣节士对政治的意见。然而，人们只把它们当作美妙的诗歌来欣赏，而不究其衷曲。

最后四句又回到诗人的游踪，据黄㽦《山谷先生年谱》记载，当时与诗人同舟游浯溪的有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等。次日，又有居士蒋大年及僧人守能、志观、德清等来同游，所以说“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诗人泛溪观碑，正值天降大雨。面对着前朝兴亡盛衰的记载，诗人情激如涌，甚至赋予了大自然以强烈的感情：那眼前的暴雨像是要将前朝的悲愤冲洗干净。结句融景物与情感、眼前与历史为一炉，戛然而止，却神完气足。

《书磨崖碑后》这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章法谨严、层次清晰。诗人很重视长篇诗歌的立意布局，长诗往往有叙、写、议三部分。以这首诗为例，前四句叙游览读碑，用以点明题目；中间一大段夹叙夹议，气势雄峻，波澜开合，跳荡起伏，又能曲折尽意；最后四句写当时情形，记同游的友人。诗中依古文游记的章法，结语寓情于景，气势回荡。另一特点是音调高朗。诗人的诗力戒平庸，他不仅在遣词造句上力求奇拗硬涩，而且在声调上也追求不同凡响。这首诗就是一例，全首一韵到底，既有顿挫，又一气直下。这首诗以高峻激昂的声调配合纵横恣肆的议论，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这样高超的诗艺功夫，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