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
从前唐尧虞舜时代的臣子，用口头言辞敷陈政事进奏意见；秦汉两朝的辅佐大臣，给天子的书称为“奏”。
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径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
陈述治理国家的大事，进献礼仪制度，上告紧急事变，弹劾官员的罪过错误，这些通通都叫做“奏”。“奏”，就是进的意思，臣子在下面敷陈进奏，把下情进奏给在上的天子。秦统一天下后才开始确定称奏书，但是当时法家当政，他们缺少文采。看看丞相王绾等人的上书称秦始皇功德，文辞质朴而意义浅近；李斯的《治骊山陵上书》，叙事简略，内容是虚假的。
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秦代的统治残暴，不施恩泽于百姓的情况也从文章中表现出来了。自从汉代以来，向皇帝进奏事情又叫上疏。文辞典雅的奏疏，前后相接，文采突出，颇为可观。如贾谊的向汉文帝上疏陈述务农的重要的《论积贮疏》，晁错的向汉文帝上疏议论对匈奴用兵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向汉成帝上疏建议定郊祀之礼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向汉宣帝上疏劝告实行先王的礼制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向汉宣帝上疏建议崇尚德政缓狱减刑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向汉成帝上疏劝谏不要喜好神仙方术一类迷信的《说成帝拒绝祭祀方术》。这些奏疏，说理既肯切周到，文辞也通畅明白，可以说是懂得奏章的体制了。东汉贤臣众多，好的议论没有隐藏起来。杨秉向汉桓帝的上疏发表了对灾异现象的看法，陈蕃的上疏表现了对天子赏罚不合制度的愤懑和怨恨，奏疏敢于直谏，很有骨气。张衡向汉安帝上疏指摘了《史记》《汉书》中与经典不相符的地方，蔡邕向汉灵帝上疏论列了朝廷制度典章制度的不合；他们都学识渊博，见识正确。魏代的名臣，有文采和理论的，轮替出现。如高堂隆上疏借天象变异来劝谏魏明帝修建宫室不要过于豪华，黄观上疏奏禀有关教学的事宜，王朗上疏建议节省的问题，甄毅上疏说明选拔要实行考核制度。这些奏书说明他们在尽应尽的操守。西晋多灾多难，处于祸乱不断的时代。刘颂在免除淮南王相的职务后仍然殷勤地关心国家大事，上疏陈述自己的意见；温峤看到太子修建西池楼观劳民伤财，便深感不安而上疏劝谏。这些都是体察国事的忠心规劝啊！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 。
奏这种体裁，必须以明确可信和忠厚诚实为根本，辨别分析和通达事理为首位。意志坚强才能完成任务，见闻广博才能够把道理说得透彻，斟酌古代的经验教训来处理当今的事务，治理繁杂众多的情况而能够抓住要害，这些就是奏疏写作的基本要求。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之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 ：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
至于检查弹劾他人罪过的奏书，是用来严明法纪、清除弊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官，就是专门负责纠正过失和错误的；秦代的御史大夫，主持执掌弹劾的法令和条文，汉代设置了中丞这一官职，以总管检查弹劾。他们的职责是像鹰鸷一样勇猛地打击坏人坏事，所以写作弹劾的奏书要磨砺得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肃杀。看看孔光的奏本弹劾董贤，就用事实来证实他的奸邪；路粹的奏本弹劾孔融，就是用捏造罪名来诬陷他有罪恶。著名的学者与阴险的人本来用心就不同。至于傅成为人果敢正直，而他奏劾的言辞坚实深刻；刘隗为人恳切公正，而他弹劾的文奏却很疏梳概略。这反映了他们各有自己的用意。后来的弹劾奏书，轮替的互相斟酌取舍，在日常运用上有所革新，但是并不违背旧有的准则。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启”，就是开的意思。殷高宗说：“敞开你的心扉，灌溉我的心田。”就是取的这个意义。汉景帝名叫刘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的奏都没有称启的。到三国时魏国的书信，开始称“启闻”。在奏事末尾，有的称“谨启”。自从晋代以来，启这种文体非常盛行，作用兼有表和奏。陈述政见，讲明事实，即是奏这种文体的分支；辞让封爵，感谢恩典，也是表这种文体的别支。文字必须收敛谨饬合乎规矩，使其音节短促，辩论扼要，文辞轻快，既讲究文采但又不侈丽，这些也就是写作“启”的大概要求。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还有“表”、“奏”这类文体讲究准确切实，所以称为“谠言”。“谠”，就是纠正偏差。王道的“表”、“奏”有了偏向，那便违背了《尚书》里“只有不偏不倚，王道才广阔久远”的教言。说话没有偏向，所以才叫做谠言。汉成帝称赞班伯的话是“谠言”，就是因为班伯的话正直无偏。自从汉代设置了会奏音乐的八能士，探索阴阳节气变化然后秘密上奏，他们用黑色的囊袋把奏文密封起来，所以这类奏书又称“封事”。西汉的晁错被奉派到伏生那里学习《尚书》，回来后上奏了“便利适宜”。后代“便宜”一类的奏书，都加了密封，为的是谨慎的保守机密。王臣不是考虑自身的安危，一定要说正直的话，要人活着政事就办好，所以不用说空话。
赞曰∶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酖。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总结：弹劾的奏书执拿在司直手里，肃清风化那歪风邪气。笔锋比宝剑干将还要锐利，墨汁比浓厚的毒酒还要猛烈。虽有那深刻至骨的耿直之言，但不用谗言伤人。进献政见陈述合宜的意见，都必须靠奏和启才能胜任。
